政壇元老李孝友病逝，終年78歲，走完他最後寥寂的人生。
如果不是在去年11月20日出席董教總主辦的“從改制中學看宏願學校“座談會上講了具有一些“歷史性的爆炸”言論，恐怕很多人都把這位曾經風雲一時的政界人物給遺忘了。這也是李孝友臨終前的“遺言”：“我向改制中學的校董會、校友道歉，我被誤導來誤導華人。這個責任我要承擔，這是我的（歷史）包袱。”
他的所謂被“誤導”，是指他當年大力遊說和贊成華文中學接受改制，而今天他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因此在座談會上“懺悔和道歉”。
雖然這已“無濟於事”，歷史已把這個老人拋在後頭，而整個局面也起了巨大的變化，用三言兩語來“謝罪”不足為道，但能夠在臨終前講這樣的話，倒也有少許的可愛。我們不妨用這樣的詞句來蓋棺定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以作為後人的參考。
談起李孝友，有必要回顧他可愛的歷史，讓大家對這麼一個政治人物多一點認識。
他於1923年在中國的安溪縣出世，年輕時南來定居於雪蘭莪。1949年（2月27日）馬華公會成立，6個月後入黨。當年26歲，是一名橡膠商人。1954年被委為加影市議員及錫米山新村發展委員會主席。學歷是華校高中畢業。
1959年時來運轉，中選為雪邦區國會議員並出任馬青政治局主任，開始其新的政治生涯。1961年成為馬青總團長，更在1963年擔任馬華總秘書。在黨內平步青雲，因而有機會更上一層樓。他在1964年被委為副教育部長一直到1968年。這期間正是華文中學醞釀要改制或保留獨立的矛盾鬥爭。
1967年，我有一次採訪李孝友的新聞時，特別問起他有關華教改制的問題。他振振有詞，且意氣風發地告訴我：“改制有甚麼不好，接受改制可得到政府的資助，今後就不需為經濟操心了。”他尚且還拍拍胸膛說，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仍然是華校，絕對不會變質，政府也不會改變華教性質，他認為改制華文中學的前途是光明的。
總而言之，官腔十足的他，盡是苦口婆心要華社接受這一改變。
現在道謙有何用？
我真沒有想到李孝友在晚年時竟脫口而出說他被“誤導了”，因此也“誤導”華人社會。這句話也許帶有幾分淒涼，但有更大的諷刺性。我本人就不相信李孝友是被“誤導”的，應該是他心甘情願，也全心全意地接受政府的教育報告書，因此用副教長的身份來勸服華社“順應時勢為俊傑”也。
我也不以為李孝友在晚年失意於政壇後，講出這樣的話是值得完全原諒的。他道歉又有甚麼用？不過是以博同情，更企圖以一句因他被“誤導”，所以也“誤導”人來洗脫自己的責任，他說要承擔責任，但責任在於被“誤導”，於是讓人感到他是一名可憐的老人。
四十多年了，直到今天才聽到李孝友說Sorry，真不知他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嗎？許多事已改變不了，一句道歉又值多少文錢呢？歷史的批判自然會給李孝友一個定位，千秋功過讓後人來評定，不必給自己“輕描淡寫”下定論。
李孝友當年的心態就是一直想往上爬，結果他成功了一半，另一半又徹底失敗了。1969年“513”事件後，他升為特別任務部長，1971年調任衛生部長。1974年榮任馬華署理總會長（爭不過李三春，當不了總會長）。1977年被李三春逼退，宣佈退出競選署理總會長，較後被解去衛生部長職。
且讀讀當時的首相已故敦胡先翁交給李孝友的信是十分有趣的：
“拿督李三春以馬華總會長的身份促我叫你辭職，否則革除你。在這種情形下，我別無他途，只好促請你於明日提出辭職。”（1977年12月29日）
1981年，李孝友被開除黨籍，為他的政治生涯劃上句號，也因此種下他與李三春解不開的恩恩怨怨，直到他逝世。
也許當副教育部長是他一生中最辛酸苦辣，也是在官場得心應手的時刻。他曾向我說，副教長不好當，但我當時看他做得相當起勁，後來才有機會被重視提升為正部長。
李孝友的失敗在於他沒有李三春的政治手腕，也缺乏一套完整的治黨哲學和方針。當然更重要的是，與他的優柔寡斷和缺乏廣泛的基層力量有關。
李孝友的有趣言論
我且錄錄他一些有趣又令人莫明其妙和噴飯的言論供大家欣賞，當可從中窺見李孝友的浮浮之談，而不著邊際。
“有三類的政治人物（是必須被打倒的政棍），一是商業化政客，二是政治寄生蟲，三是煽動政客。”（1978年辭衛生部長後在加影業餘俱樂部宴會上講話）。他自己被定為甚麼類，他沒有說。
“商業與政治不能混為一談，一個政黨不能成為‘政治經理’或‘政治頭家’的製造所。”（1977年在八打靈再也馬華支會就職禮上講話）。
（1974年後李三春推動馬化控股時，李孝友身為署理總會長也是大力支持一人。結果又反過來反對，主要是在黨內受到排擠）。
“馬華必須避免成為一個‘應聲’的政黨，切勿因客觀的政治因素或壓力，變成一個‘啞巴黨’（1977年在沙登馬華支會就職禮上講話）。”
（不知李孝友自己有沒有犯上這種毛病？）
你再看看李孝友在得意時講甚麼話：“華人應摒棄下列思想：拜金主義、利己主義、悲觀主義、地方主義、復仇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孤立主義、關門主義、命令主義、盲目主義、拚命主義、尾巴主義、驕傲主義、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種族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右傾保守主義及恐怖主義，而應該發揚愛國主義、現實主義、折衷主義、進步主義及開明主義。”（1972年在馬華孟沙區主辦“華人精神革命”的座談會上講話）。
當我們讀到這樣的演講時，不知是好笑抑或是悲哀，直叫人哭笑皆非，也不知他從哪裡弄來那麼多的主義，盡往華人頭上蓋，弄得大家一頭霧水，似乎已是無可救藥的民族。這樣的言論，不僅顯得幼稚，也簡直不知所云。
他還是位太極高手。他說馬華推動的“華人精神革命”成敗與否，與華報息息相關。把這樣的“大件事”拋給報社“負起天職”，也虧只有李孝友才想得出。
最後他畫龍點睛的要求華人不要搞幫派，應以單一政黨進行改革，這才是華人生存之道（1971年之言論）。
李孝友從初時的“愛黨”到後來的“批黨”及至“罵黨”，是與他個人的起落歷程息息相關。如果他不是為自己的榮譽，那又是為甚麼？我剖釋李孝友的言論後得到的是一位政客的“善變”。他留給我們的是思想混淆不清，信口開河，也判定他不能“大器晚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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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去年11月20日出席董教總主辦的“從改制中學看宏願學校“座談會上講了具有一些“歷史性的爆炸”言論，恐怕很多人都把這位曾經風雲一時的政界人物給遺忘了。這也是李孝友臨終前的“遺言”：“我向改制中學的校董會、校友道歉，我被誤導來誤導華人。這個責任我要承擔，這是我的（歷史）包袱。”
他的所謂被“誤導”，是指他當年大力遊說和贊成華文中學接受改制，而今天他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因此在座談會上“懺悔和道歉”。
雖然這已“無濟於事”，歷史已把這個老人拋在後頭，而整個局面也起了巨大的變化，用三言兩語來“謝罪”不足為道，但能夠在臨終前講這樣的話，倒也有少許的可愛。我們不妨用這樣的詞句來蓋棺定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以作為後人的參考。
談起李孝友，有必要回顧他可愛的歷史，讓大家對這麼一個政治人物多一點認識。
他於1923年在中國的安溪縣出世，年輕時南來定居於雪蘭莪。1949年（2月27日）馬華公會成立，6個月後入黨。當年26歲，是一名橡膠商人。1954年被委為加影市議員及錫米山新村發展委員會主席。學歷是華校高中畢業。
1959年時來運轉，中選為雪邦區國會議員並出任馬青政治局主任，開始其新的政治生涯。1961年成為馬青總團長，更在1963年擔任馬華總秘書。在黨內平步青雲，因而有機會更上一層樓。他在1964年被委為副教育部長一直到1968年。這期間正是華文中學醞釀要改制或保留獨立的矛盾鬥爭。
1967年，我有一次採訪李孝友的新聞時，特別問起他有關華教改制的問題。他振振有詞，且意氣風發地告訴我：“改制有甚麼不好，接受改制可得到政府的資助，今後就不需為經濟操心了。”他尚且還拍拍胸膛說，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仍然是華校，絕對不會變質，政府也不會改變華教性質，他認為改制華文中學的前途是光明的。
總而言之，官腔十足的他，盡是苦口婆心要華社接受這一改變。
現在道謙有何用？
我真沒有想到李孝友在晚年時竟脫口而出說他被“誤導了”，因此也“誤導”華人社會。這句話也許帶有幾分淒涼，但有更大的諷刺性。我本人就不相信李孝友是被“誤導”的，應該是他心甘情願，也全心全意地接受政府的教育報告書，因此用副教長的身份來勸服華社“順應時勢為俊傑”也。
我也不以為李孝友在晚年失意於政壇後，講出這樣的話是值得完全原諒的。他道歉又有甚麼用？不過是以博同情，更企圖以一句因他被“誤導”，所以也“誤導”人來洗脫自己的責任，他說要承擔責任，但責任在於被“誤導”，於是讓人感到他是一名可憐的老人。
四十多年了，直到今天才聽到李孝友說Sorry，真不知他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嗎？許多事已改變不了，一句道歉又值多少文錢呢？歷史的批判自然會給李孝友一個定位，千秋功過讓後人來評定，不必給自己“輕描淡寫”下定論。
李孝友當年的心態就是一直想往上爬，結果他成功了一半，另一半又徹底失敗了。1969年“513”事件後，他升為特別任務部長，1971年調任衛生部長。1974年榮任馬華署理總會長（爭不過李三春，當不了總會長）。1977年被李三春逼退，宣佈退出競選署理總會長，較後被解去衛生部長職。
且讀讀當時的首相已故敦胡先翁交給李孝友的信是十分有趣的：
“拿督李三春以馬華總會長的身份促我叫你辭職，否則革除你。在這種情形下，我別無他途，只好促請你於明日提出辭職。”（1977年12月29日）
1981年，李孝友被開除黨籍，為他的政治生涯劃上句號，也因此種下他與李三春解不開的恩恩怨怨，直到他逝世。
也許當副教育部長是他一生中最辛酸苦辣，也是在官場得心應手的時刻。他曾向我說，副教長不好當，但我當時看他做得相當起勁，後來才有機會被重視提升為正部長。
李孝友的失敗在於他沒有李三春的政治手腕，也缺乏一套完整的治黨哲學和方針。當然更重要的是，與他的優柔寡斷和缺乏廣泛的基層力量有關。
李孝友的有趣言論
我且錄錄他一些有趣又令人莫明其妙和噴飯的言論供大家欣賞，當可從中窺見李孝友的浮浮之談，而不著邊際。
“有三類的政治人物（是必須被打倒的政棍），一是商業化政客，二是政治寄生蟲，三是煽動政客。”（1978年辭衛生部長後在加影業餘俱樂部宴會上講話）。他自己被定為甚麼類，他沒有說。
“商業與政治不能混為一談，一個政黨不能成為‘政治經理’或‘政治頭家’的製造所。”（1977年在八打靈再也馬華支會就職禮上講話）。
（1974年後李三春推動馬化控股時，李孝友身為署理總會長也是大力支持一人。結果又反過來反對，主要是在黨內受到排擠）。
“馬華必須避免成為一個‘應聲’的政黨，切勿因客觀的政治因素或壓力，變成一個‘啞巴黨’（1977年在沙登馬華支會就職禮上講話）。”
（不知李孝友自己有沒有犯上這種毛病？）
你再看看李孝友在得意時講甚麼話：“華人應摒棄下列思想：拜金主義、利己主義、悲觀主義、地方主義、復仇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孤立主義、關門主義、命令主義、盲目主義、拚命主義、尾巴主義、驕傲主義、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種族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右傾保守主義及恐怖主義，而應該發揚愛國主義、現實主義、折衷主義、進步主義及開明主義。”（1972年在馬華孟沙區主辦“華人精神革命”的座談會上講話）。
當我們讀到這樣的演講時，不知是好笑抑或是悲哀，直叫人哭笑皆非，也不知他從哪裡弄來那麼多的主義，盡往華人頭上蓋，弄得大家一頭霧水，似乎已是無可救藥的民族。這樣的言論，不僅顯得幼稚，也簡直不知所云。
他還是位太極高手。他說馬華推動的“華人精神革命”成敗與否，與華報息息相關。把這樣的“大件事”拋給報社“負起天職”，也虧只有李孝友才想得出。
最後他畫龍點睛的要求華人不要搞幫派，應以單一政黨進行改革，這才是華人生存之道（1971年之言論）。
李孝友從初時的“愛黨”到後來的“批黨”及至“罵黨”，是與他個人的起落歷程息息相關。如果他不是為自己的榮譽，那又是為甚麼？我剖釋李孝友的言論後得到的是一位政客的“善變”。他留給我們的是思想混淆不清，信口開河，也判定他不能“大器晚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