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亞勞工黨這一年來先後出版四部圖文集，包括史料匯集和馬來亞勞工黨鬥爭史。我還沒有詳細閱讀這部洋洋數十萬言的鬥爭史。它從1952年寫到1972年，前後20年。
我根據自己的理解提出勞工黨的演變過程。當這個黨於1952年正式成立時，是一個組織鬆弛的政黨，沒有所謂黨員籍。只要你認同它的鬥爭路線，即可參與其中。首任主席哈末莫蘇比後來跳槽進入巫統，也先後成為新聞局總監和駐外大使。
勞黨初期組織鬆弛
雖然這個黨標明和國內外的工人及社會主義組織合作，但它提出的政綱草案卻明顯地反共和親英，後來才被改為溫和的社會主義政綱，不過仍然沒有改變它的反共立場。這意味著在50年代初期的勞工黨，是與其他政黨如巫統、馬華、國大黨及馬來亞獨立黨等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它比較依重強調勞工利益。但這個利益相信是通過英國友好來達成的。
讓我們看那個年代的政治生態：
（1）1945年，日本投降，英軍重臨馬來亞，繼續其殖民統治；
（2）1946年，巫統成立，以反對英國提出的新政制“馬來亞邦聯”（Malayan Union），成功迫使英國改變政策，轉而與巫統和各州統治者談商新的政制；
（3）1948年，在英國、巫統和各州統治者同意下，簽訂了“馬來亞聯合邦協定”保護了統治者的地位和馬來人的特別地位（特權）。另一方面，一個以華人（受英文教育）為主的民主同盟黨出現，但作用不大；
（4）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抹掉在抗日時期借助馬共的力量與日本蝗軍周璇和慘烈鬥爭的一頁。馬共轉入地下，展開游擊戰；
（5）1949年，馬華公會成立，以協助新村華人。所謂新村華人區是英政府用以隔絕華人和馬共存有聯繫；
（6）1951年，巫統創辦人拿督翁離開巫統，另組馬來亞獨立黨；
（7）1952年，吉隆坡舉行市政局選舉，巫統與馬華攜手合作，打敗了馬來亞獨立黨的候選人，奠下馬華與巫統結盟的基礎；較後又加入了印度國大黨，組成聯盟。
因此我們看到，在50年代初期，是聯盟和馬來亞獨立黨爭奪權力，雙方都是傾向英國的政黨。隨後回教黨成立，加入政治鬥爭行列，而勞工黨是繼民主同盟“無疾而終”後興起的一個政黨，同樣也是以英文教育人士作為支柱。
不論是回教黨和勞工黨，它們尚無法成為抗衡聯盟的政治勢力，只有拿督翁領導的馬來亞獨立黨有此份量。
1955年第一次普選（局部選舉，以選出52名立法議員，另46名由英政府委任。執政的政黨則可另委任5名議員，總共是103名），由東姑阿都拉曼領導的聯盟橫掃51席，回教黨只得1席，拿督翁的馬來亞獨立黨（已在1954年改名為國家黨）全軍覆沒。這樣一來，聯盟成為自治邦（尚未獨立）的政府，東姑出任馬來亞聯合邦首席部長。
為取信於英國政府和力爭獨立早日到來，勝利後的東姑於同年12月與馬共陳平舉行“舉世矚目”的華玲會談。東姑要馬共投誠，馬共要求成為合法政黨，各持己見。因此這個歷史性的談判以失敗告終。
陳平率領馬共重入森林，繼續其游擊戰爭。
不過，這個時期的勞工黨已有了一定的轉變，不再沿用泛馬勞工黨，而是直稱為勞工黨，且陣容有所擴大。但總得來說，勞工黨是希望通過議會選舉壯大其力量。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取得獨立，同一日勞工黨與於1955年11月成立的人民黨合組成“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準備與聯盟較一長短。由於人民黨黨魁布斯達曼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受印尼所影響），他也把勞工黨導向更具社會主義色彩的領域中，只是勞工黨的頭頭們仍然擺脫不了“英國式費邊社會主義”的意識。不過這個時期，有越來越多的華裔青年加入了勞工黨，尤其是華校畢業生。
因為這一轉變，使勞工黨逐漸成為左派的公開統一陣線的其中一個橋頭堡。勞工黨有了這麼多熱火朝天的年輕人獻身，很快在華人群眾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左派的形象越發突出。
勞工黨的蛻變和得到大批華人的加入鬥爭行列，使它能在1958年的喬治市議會選舉中奪取執政權，勞工黨領袖藍瑪納旦出任喬治市市長。
翌年，即1959年我國舉行獨立後第一次全國大選，社陣雄心勃勃參加角逐，但只在華人多的選區勝出，共有8名國會議員，與聯盟相比，顯然是大相逕庭的（國會共104席）。雖然如此，社陣在城市地區和華人集中的鄉鎮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包括執政馬六甲市議會。同時增江、沙登及沙叻秀等地方議會也落入社陣手中。
從1958開始到1963年，是社陣在議會鬥爭中的輝煌年代。如果情勢沒有變化，在華人佔多數的城市和鄉鎮，將會成為左派社陣的天下，最直接受威脅的是馬華公會的地位。
可是好景不常，政府也感覺到社陣的力量正深入西海岸各地，鎮壓和逮捕行動隨之而來。1963年，政府乾脆取消地方議會選舉，包括市議會的選舉。這樣一來，社陣在城鎮的代表權已被推向另一個角落。這也是促使社陣黨員對議會選舉的信心開始產生動搖。
較為重創的是1963年馬來西亞的成立。這是社陣最強烈反對的組合，形容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結果鬥不過執政的聯盟，馬來西亞聯邦宣告誕生。恰巧印尼是最為反對馬來西亞概念的，以致社陣成為被執政黨指摘的理由，說它與印尼唱同一調子。
接著1964年的全國大選，社陣竟告折翼，只贏得兩個國會議席。其他反對黨也趁勢插足其中，包括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和林蒼佑的民主聯合黨，還有勢力盤居在怡保的人民進步黨，反對黨瓜分了微不足道的議席，彰顯了聯盟在議會中取得絕對的優勢，社陣在這種變數下，已對議會民主的鬥爭有了更大的質疑。
這個時期又撞上中國左派思潮更加激進，對議會鬥爭的熱潮逐漸退誠，加上黨領袖和幹部紛紛被援引內安令逮捕和扣留，政黨組織和力量被無情削弱，黨員的思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
文化革命激發左轉
1966年中國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激發勞工黨進一步向左轉，而且轉的速度也相當快，幾乎已成為華校份子的一個戰鬥場所。
執政黨在這方面又不放鬆對左派的壓制，雙方的矛盾尖銳化。那些相信議會鬥爭的反對黨則起了緩衝與制衡作用。他們雖宣稱也屬於溫和社會主義，但認同資本主義的議會鬥爭路線。這種變化使到左派運動被挾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
情勢發展至此，勞工黨為抗議領袖紛紛被監禁和對議會民主鬥爭失去信心，於1968年號召議員辭職，並杯葛1969年的大選，自我結束議會鬥爭。
執政黨則把勞工黨60年代的鬥爭與馬共連在一起，視之為“親共份子”或“同路人”，似乎不能苟同和容忍勞工黨的政治鬥爭，以致勞工黨在70年代被迫走向“冬眠”而接近“歷史”，結束它20年“可歌可泣”的政治長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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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據自己的理解提出勞工黨的演變過程。當這個黨於1952年正式成立時，是一個組織鬆弛的政黨，沒有所謂黨員籍。只要你認同它的鬥爭路線，即可參與其中。首任主席哈末莫蘇比後來跳槽進入巫統，也先後成為新聞局總監和駐外大使。
勞黨初期組織鬆弛
雖然這個黨標明和國內外的工人及社會主義組織合作，但它提出的政綱草案卻明顯地反共和親英，後來才被改為溫和的社會主義政綱，不過仍然沒有改變它的反共立場。這意味著在50年代初期的勞工黨，是與其他政黨如巫統、馬華、國大黨及馬來亞獨立黨等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它比較依重強調勞工利益。但這個利益相信是通過英國友好來達成的。
讓我們看那個年代的政治生態：
（1）1945年，日本投降，英軍重臨馬來亞，繼續其殖民統治；
（2）1946年，巫統成立，以反對英國提出的新政制“馬來亞邦聯”（Malayan Union），成功迫使英國改變政策，轉而與巫統和各州統治者談商新的政制；
（3）1948年，在英國、巫統和各州統治者同意下，簽訂了“馬來亞聯合邦協定”保護了統治者的地位和馬來人的特別地位（特權）。另一方面，一個以華人（受英文教育）為主的民主同盟黨出現，但作用不大；
（4）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抹掉在抗日時期借助馬共的力量與日本蝗軍周璇和慘烈鬥爭的一頁。馬共轉入地下，展開游擊戰；
（5）1949年，馬華公會成立，以協助新村華人。所謂新村華人區是英政府用以隔絕華人和馬共存有聯繫；
（6）1951年，巫統創辦人拿督翁離開巫統，另組馬來亞獨立黨；
（7）1952年，吉隆坡舉行市政局選舉，巫統與馬華攜手合作，打敗了馬來亞獨立黨的候選人，奠下馬華與巫統結盟的基礎；較後又加入了印度國大黨，組成聯盟。
因此我們看到，在50年代初期，是聯盟和馬來亞獨立黨爭奪權力，雙方都是傾向英國的政黨。隨後回教黨成立，加入政治鬥爭行列，而勞工黨是繼民主同盟“無疾而終”後興起的一個政黨，同樣也是以英文教育人士作為支柱。
不論是回教黨和勞工黨，它們尚無法成為抗衡聯盟的政治勢力，只有拿督翁領導的馬來亞獨立黨有此份量。
1955年第一次普選（局部選舉，以選出52名立法議員，另46名由英政府委任。執政的政黨則可另委任5名議員，總共是103名），由東姑阿都拉曼領導的聯盟橫掃51席，回教黨只得1席，拿督翁的馬來亞獨立黨（已在1954年改名為國家黨）全軍覆沒。這樣一來，聯盟成為自治邦（尚未獨立）的政府，東姑出任馬來亞聯合邦首席部長。
為取信於英國政府和力爭獨立早日到來，勝利後的東姑於同年12月與馬共陳平舉行“舉世矚目”的華玲會談。東姑要馬共投誠，馬共要求成為合法政黨，各持己見。因此這個歷史性的談判以失敗告終。
陳平率領馬共重入森林，繼續其游擊戰爭。
不過，這個時期的勞工黨已有了一定的轉變，不再沿用泛馬勞工黨，而是直稱為勞工黨，且陣容有所擴大。但總得來說，勞工黨是希望通過議會選舉壯大其力量。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取得獨立，同一日勞工黨與於1955年11月成立的人民黨合組成“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準備與聯盟較一長短。由於人民黨黨魁布斯達曼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受印尼所影響），他也把勞工黨導向更具社會主義色彩的領域中，只是勞工黨的頭頭們仍然擺脫不了“英國式費邊社會主義”的意識。不過這個時期，有越來越多的華裔青年加入了勞工黨，尤其是華校畢業生。
因為這一轉變，使勞工黨逐漸成為左派的公開統一陣線的其中一個橋頭堡。勞工黨有了這麼多熱火朝天的年輕人獻身，很快在華人群眾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左派的形象越發突出。
勞工黨的蛻變和得到大批華人的加入鬥爭行列，使它能在1958年的喬治市議會選舉中奪取執政權，勞工黨領袖藍瑪納旦出任喬治市市長。
翌年，即1959年我國舉行獨立後第一次全國大選，社陣雄心勃勃參加角逐，但只在華人多的選區勝出，共有8名國會議員，與聯盟相比，顯然是大相逕庭的（國會共104席）。雖然如此，社陣在城市地區和華人集中的鄉鎮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包括執政馬六甲市議會。同時增江、沙登及沙叻秀等地方議會也落入社陣手中。
從1958開始到1963年，是社陣在議會鬥爭中的輝煌年代。如果情勢沒有變化，在華人佔多數的城市和鄉鎮，將會成為左派社陣的天下，最直接受威脅的是馬華公會的地位。
可是好景不常，政府也感覺到社陣的力量正深入西海岸各地，鎮壓和逮捕行動隨之而來。1963年，政府乾脆取消地方議會選舉，包括市議會的選舉。這樣一來，社陣在城鎮的代表權已被推向另一個角落。這也是促使社陣黨員對議會選舉的信心開始產生動搖。
較為重創的是1963年馬來西亞的成立。這是社陣最強烈反對的組合，形容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結果鬥不過執政的聯盟，馬來西亞聯邦宣告誕生。恰巧印尼是最為反對馬來西亞概念的，以致社陣成為被執政黨指摘的理由，說它與印尼唱同一調子。
接著1964年的全國大選，社陣竟告折翼，只贏得兩個國會議席。其他反對黨也趁勢插足其中，包括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和林蒼佑的民主聯合黨，還有勢力盤居在怡保的人民進步黨，反對黨瓜分了微不足道的議席，彰顯了聯盟在議會中取得絕對的優勢，社陣在這種變數下，已對議會民主的鬥爭有了更大的質疑。
這個時期又撞上中國左派思潮更加激進，對議會鬥爭的熱潮逐漸退誠，加上黨領袖和幹部紛紛被援引內安令逮捕和扣留，政黨組織和力量被無情削弱，黨員的思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
文化革命激發左轉
1966年中國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激發勞工黨進一步向左轉，而且轉的速度也相當快，幾乎已成為華校份子的一個戰鬥場所。
執政黨在這方面又不放鬆對左派的壓制，雙方的矛盾尖銳化。那些相信議會鬥爭的反對黨則起了緩衝與制衡作用。他們雖宣稱也屬於溫和社會主義，但認同資本主義的議會鬥爭路線。這種變化使到左派運動被挾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
情勢發展至此，勞工黨為抗議領袖紛紛被監禁和對議會民主鬥爭失去信心，於1968年號召議員辭職，並杯葛1969年的大選，自我結束議會鬥爭。
執政黨則把勞工黨60年代的鬥爭與馬共連在一起，視之為“親共份子”或“同路人”，似乎不能苟同和容忍勞工黨的政治鬥爭，以致勞工黨在70年代被迫走向“冬眠”而接近“歷史”，結束它20年“可歌可泣”的政治長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