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公正黨與人民黨合併事宜將在今年6月的特別大會上討論和通過，很可能會易名為“人民公正黨”。
我們還不理解兩黨的合併法，是否是：
（1）人民黨黨員加入國民公正黨，然後被分配一些職位，而各州的區支會也易名“人民公正黨”。原本的人民黨則只保有法律上的存在，不再活動於政壇；或
（2）兩黨全面合併，然後提出一份新黨章，交由社團註冊官核准，這其中包括提出新黨名、黨徽與鬥爭目標等；或
（3）國民公正黨甚麼都沒有改，吸納人民黨黨員，但同意人民黨保留黨名和黨章，使其合乎法令所需，每年仍有大會和選舉並提呈賬目，但對外不再沿用人民黨的名稱。人民黨進入“冬眠”狀態。
根據我們的看法，兩黨的合併不可能進行大手術，因為這只給自己帶來麻煩，而且黨名的改動看來或只做小手術，從“Parti Keadilan Negara”改成“Pati Keadilan Rahyat”，或索性註冊名不改，在華文名上稍作改動，成為“人民公正黨”，因為英文名“National Justice Party“已符合這樣的意思。
不需動大手術
如果公正黨在合併上，避免觸動向社團註冊官進行申請，問題就比較簡化，也可能使公正黨的黨員會一致地通過吸納人民黨黨員參加其中，而在實質上，公正黨沒甚改變，改變的是人民黨不再活動和招兵買馬。
以這樣來看，兩黨的“合併”並不產生大問題，因為公正黨需要的是人才和更多的黨員，以壯大其陣容。只是人民黨必須接受大潮流的趨勢，將來只高舉公正黨的旗幟。
如果兩黨的商談“合併”或在政治鬥爭上“合二為一”，牽涉到的變動多是人民黨，人民黨也沒有甚麼大損失，因為它鬥爭了將近46年，一直未能突破，還是找不到一個“根據地”。除非尋找“新天地”來翻轉，不然人民黨的存在將會被局限在“知識份子的小天地內”。
若我們回顧人民黨的鬥爭史，不難發現這個黨幾經掙扎和改變，總是未能在人民群眾中“獨樹一幟”，顯得十分無奈。
1955年，帶有強烈反殖思想的阿末布斯達曼（Ahmad Boestaman）從監獄走出來後，結合一批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人民黨，其中包括巴哈魯汀醫生（Dr.Burhanudin）。巴哈魯汀在隔年（1956年）應回教黨之邀，脫離人民黨，轉身成為回教黨主席。
阿末布斯達曼理解也接受巴哈魯汀的離開，因為當時人民黨的鬥爭方向，主要取自印尼的已故總統蘇卡諾，既帶有社會主義思想，也有宗教意識。蘇卡諾所倡議的“納沙貢”就是意指回教、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可以並存共榮。
左派思想是阿末布斯達曼所信奉的，雖然後期有些轉變，也有一些混淆不清，但從歷史角度來看，他是當年馬來左派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正因為它強調社會主義的政綱，很快地與立場相接近的勞工黨走在一道，並1957年8月31日宣佈成立“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高舉左翼大旗，和走資本主義路線的聯盟抗衡。但在種族比例上，人民黨是以馬來人居多，勞工黨則以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居多。
1959年的大選，社陣奪得8個國會議席，包括阿末布斯達曼也中選，是人民黨較為高姿態的年代。隨後人民黨也吸納一些華人參入其中，加強它的多元種族色彩。不過總括來說，人民黨還是以馬來人處於主導地位。
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社陣是最為反對的其中一個左派政黨。人民黨在這方面，更是不落人後。布斯達曼也因被指涉及汶萊政變被捕。從中我們看到布斯達曼的印尼蘇卡諾式的社會主義思想大大地影響人民黨的走向。
由於布斯達曼被捕，1964年的大選，左派的社陣面對一連串的壓力，包括大馬成立之後仍保存反大馬的立場，以致在大選中折翼，只有兩名勞工黨候選人當選國會議員。
1956年，政府又扣捕了社陣領袖，包括勞工黨主席依薩，國民議會黨（1964年加入社陣）主席阿都亞茲（前農長）及回教黨主席巴哈魯汀，指他們涉嫌捲入在海外設立流亡政府。這樣一來，整個馬來左派精英都不能在政壇公開活動，也衝擊人民黨的組識。
繼布斯達曼後，成為人民黨黨魁的是卡森阿末。他是位學者型的從政者。他一改布斯達曼的傾向印尼的色彩，引進回教元素進入社會主義中。換句話說，他認為回教與社會主義是可以溶合在一起。可惜，他領導的鬥爭未能為人民黨帶來好運，只在1969年的大選贏得檳州一個州議席，而他本身也在國會競選失利。（人民黨於1965年與勞工黨分道揚鑣，社陣宣告解散，因此人民黨未杯葛1969年大選）。
引進回教因素
卡森阿末本身不斷努力在理論上堅定社會主義思想，也認同議會鬥爭，就是無法壯大人民黨的力量，屢次參選，卻告無功而返。及至80年代，卡森阿末被捕，人民黨的黨魁換成另一位學術派人物，他就是賽胡申阿里。
賽胡申阿里切斷卡森阿末那一套理論，採用他社會學的社會主義理論作基礎。同樣的，他數次努力打進國會，也不能如願以償。
人民黨在他的領導下，組織上有了一些進展，思想上也更靠近社會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一直不能施展抱負，即使是在1999年加入替陣，試圖打破零的議席，又告功敗垂成。
如果我們認真分析人民黨的歷程，不難發現它在馬來社會中難引起共鳴。不是它沒有明鮮的政綱，而是在回教勢力彰顯下，社會主義思潮已不成為馬來社會的政治主流。布斯達曼走的是印尼式的社會主義，卡森阿末走的是回教社會主義，賽胡申阿里則走向理想社會主義，他們各有各長，卻各有局限，尤其是後兩者更是表現出智識份子參政的本色，在人民群眾中難激起浪潮。
人民黨發展至此，已可總結它所走過的辛酸路，現在終於找到一條通往公正黨的道路，從“社會主義”轉成“社會正義”大概是千禧年的一個轉型吧！
無論如何，人民黨與公正黨的結合（不論是出自甚麼樣的合作或“合併”），對人民黨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未來的日子，也就只好交由公正黨來主導這場政治鬥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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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不理解兩黨的合併法，是否是：
（1）人民黨黨員加入國民公正黨，然後被分配一些職位，而各州的區支會也易名“人民公正黨”。原本的人民黨則只保有法律上的存在，不再活動於政壇；或
（2）兩黨全面合併，然後提出一份新黨章，交由社團註冊官核准，這其中包括提出新黨名、黨徽與鬥爭目標等；或
（3）國民公正黨甚麼都沒有改，吸納人民黨黨員，但同意人民黨保留黨名和黨章，使其合乎法令所需，每年仍有大會和選舉並提呈賬目，但對外不再沿用人民黨的名稱。人民黨進入“冬眠”狀態。
根據我們的看法，兩黨的合併不可能進行大手術，因為這只給自己帶來麻煩，而且黨名的改動看來或只做小手術，從“Parti Keadilan Negara”改成“Pati Keadilan Rahyat”，或索性註冊名不改，在華文名上稍作改動，成為“人民公正黨”，因為英文名“National Justice Party“已符合這樣的意思。
不需動大手術
如果公正黨在合併上，避免觸動向社團註冊官進行申請，問題就比較簡化，也可能使公正黨的黨員會一致地通過吸納人民黨黨員參加其中，而在實質上，公正黨沒甚改變，改變的是人民黨不再活動和招兵買馬。
以這樣來看，兩黨的“合併”並不產生大問題，因為公正黨需要的是人才和更多的黨員，以壯大其陣容。只是人民黨必須接受大潮流的趨勢，將來只高舉公正黨的旗幟。
如果兩黨的商談“合併”或在政治鬥爭上“合二為一”，牽涉到的變動多是人民黨，人民黨也沒有甚麼大損失，因為它鬥爭了將近46年，一直未能突破，還是找不到一個“根據地”。除非尋找“新天地”來翻轉，不然人民黨的存在將會被局限在“知識份子的小天地內”。
若我們回顧人民黨的鬥爭史，不難發現這個黨幾經掙扎和改變，總是未能在人民群眾中“獨樹一幟”，顯得十分無奈。
1955年，帶有強烈反殖思想的阿末布斯達曼（Ahmad Boestaman）從監獄走出來後，結合一批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人民黨，其中包括巴哈魯汀醫生（Dr.Burhanudin）。巴哈魯汀在隔年（1956年）應回教黨之邀，脫離人民黨，轉身成為回教黨主席。
阿末布斯達曼理解也接受巴哈魯汀的離開，因為當時人民黨的鬥爭方向，主要取自印尼的已故總統蘇卡諾，既帶有社會主義思想，也有宗教意識。蘇卡諾所倡議的“納沙貢”就是意指回教、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可以並存共榮。
左派思想是阿末布斯達曼所信奉的，雖然後期有些轉變，也有一些混淆不清，但從歷史角度來看，他是當年馬來左派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正因為它強調社會主義的政綱，很快地與立場相接近的勞工黨走在一道，並1957年8月31日宣佈成立“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高舉左翼大旗，和走資本主義路線的聯盟抗衡。但在種族比例上，人民黨是以馬來人居多，勞工黨則以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居多。
1959年的大選，社陣奪得8個國會議席，包括阿末布斯達曼也中選，是人民黨較為高姿態的年代。隨後人民黨也吸納一些華人參入其中，加強它的多元種族色彩。不過總括來說，人民黨還是以馬來人處於主導地位。
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社陣是最為反對的其中一個左派政黨。人民黨在這方面，更是不落人後。布斯達曼也因被指涉及汶萊政變被捕。從中我們看到布斯達曼的印尼蘇卡諾式的社會主義思想大大地影響人民黨的走向。
由於布斯達曼被捕，1964年的大選，左派的社陣面對一連串的壓力，包括大馬成立之後仍保存反大馬的立場，以致在大選中折翼，只有兩名勞工黨候選人當選國會議員。
1956年，政府又扣捕了社陣領袖，包括勞工黨主席依薩，國民議會黨（1964年加入社陣）主席阿都亞茲（前農長）及回教黨主席巴哈魯汀，指他們涉嫌捲入在海外設立流亡政府。這樣一來，整個馬來左派精英都不能在政壇公開活動，也衝擊人民黨的組識。
繼布斯達曼後，成為人民黨黨魁的是卡森阿末。他是位學者型的從政者。他一改布斯達曼的傾向印尼的色彩，引進回教元素進入社會主義中。換句話說，他認為回教與社會主義是可以溶合在一起。可惜，他領導的鬥爭未能為人民黨帶來好運，只在1969年的大選贏得檳州一個州議席，而他本身也在國會競選失利。（人民黨於1965年與勞工黨分道揚鑣，社陣宣告解散，因此人民黨未杯葛1969年大選）。
引進回教因素
卡森阿末本身不斷努力在理論上堅定社會主義思想，也認同議會鬥爭，就是無法壯大人民黨的力量，屢次參選，卻告無功而返。及至80年代，卡森阿末被捕，人民黨的黨魁換成另一位學術派人物，他就是賽胡申阿里。
賽胡申阿里切斷卡森阿末那一套理論，採用他社會學的社會主義理論作基礎。同樣的，他數次努力打進國會，也不能如願以償。
人民黨在他的領導下，組織上有了一些進展，思想上也更靠近社會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一直不能施展抱負，即使是在1999年加入替陣，試圖打破零的議席，又告功敗垂成。
如果我們認真分析人民黨的歷程，不難發現它在馬來社會中難引起共鳴。不是它沒有明鮮的政綱，而是在回教勢力彰顯下，社會主義思潮已不成為馬來社會的政治主流。布斯達曼走的是印尼式的社會主義，卡森阿末走的是回教社會主義，賽胡申阿里則走向理想社會主義，他們各有各長，卻各有局限，尤其是後兩者更是表現出智識份子參政的本色，在人民群眾中難激起浪潮。
人民黨發展至此，已可總結它所走過的辛酸路，現在終於找到一條通往公正黨的道路，從“社會主義”轉成“社會正義”大概是千禧年的一個轉型吧！
無論如何，人民黨與公正黨的結合（不論是出自甚麼樣的合作或“合併”），對人民黨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未來的日子，也就只好交由公正黨來主導這場政治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