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良實與林亞禮的過招已晉入一個對峙局面。
不論馬華喜歡與否，也不論雙林的“配套方案”如何變質，今天擺在馬華面前的“黨職之爭”已不僅限於馬華內部的問題，而是華社在質問：馬華要把我們導向甚麼方向？
當然，一切得待火車頭拉動，但現在的問題就是出在火車頭，或者魚頭也好，都已無法咬弦，而且各說各的。林亞禮在回敬“植石聯合文告”中的言論雖然還算客氣，但言詞中夾帶著針鋒相對的語氣。
突然間，李金獅又插進一腳，重提他當年與林良實簽協議退休的事。巧合的是，中間人是林亞禮。
不過，李金獅事件與林亞禮事件在性質上有些不同，相同的是關係退位的問題。李金獅是在舉棋不定下，自暴短處，讓林良實打蛇隨棍上，一舉把他“逼下來”。這有些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反觀林亞禮就比較精明。他沒有說過要打總會長之職，只是先自我表態，不想再做官，接著下來，連黨職也不要。
亞禮表態不再做官
這之中藏著的玄機是：林亞禮希望在他表明退位後，林良實也要表明，並要寫進協議事內。據林亞禮說，是林良實親口說要在2002年或之前退位的，既已出口，為何不寫進協議書中？這是為其甚麼林亞禮說他不能簽協議書的原因。
植廉貴與石清霖的聯合聲明巧妙地避開這一重要問題。既不講是林亞禮說的，也不引述總會長要在甚麼時候引退，而是途中殺出一個程咬金，來了一個神秘電話，要林良實也退位。
經這麼一個粉飾，罪雖不在林亞禮，責任更不在林良實身上，而是神秘人這樣說罷了！但這位神秘人的電話又引起猜測，馬上讓人聯想到是林亞禮的同路人或被授意打這通電話。林亞禮的“嫌疑罪”無形中被“塑造出來”。針對此事，林亞禮一口否認與黃木良有任何串通。他聲稱不要蒙上不白之冤。
因此問題的焦點十分明顯：
（1）林亞禮希望與林良實共同訂下退位日期，雖不是同一個日期，但必須在2002年之前落實。
（2）林良實希望林亞禮越快退位越好，並可安排或推薦陳廣才接任老二，而他本身還有“大計”未完成，不會退位。
這樣一來，兩人的僵局就在“雙退”和“一退一留”的方案中糾纏不清。事實上，這不關係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關係到馬華保留現狀好還是不好？這沒有一個標準來衡量。
無論如何，我們從歷史上看到的許多事例是，在位和當權的人是不會輕易放棄既得的。他們會矢死守住所得到的，只要尚有一線希望，還會作掙扎和鬥爭。
權力是十分誘惑人的。一個在位的在權者，自然不乏大批擁躉。一旦這個文化形成，誰也不想放棄，更不要被打回原形成為普通的老百姓。林良實是人不是佛，沒有看破紅塵。在他眼裡林亞禮要退就退好了，為何要拉他下水？不論林亞禮如何反駁和“揭開內情”，林良實依然是一句話：將繼續領導馬華。這反映出林良實不打算退位。
以此來看，林亞禮確是有些“天真”，以為幾十年的交情，可以在“談笑風生”中化解矛盾。不過，林亞禮的“天真”也沒有甚麼損失。他讓華社看到馬華內部的運作和操作。原來馬華的命運是可以由極少數人來圈定的。
如果此說得以成立，馬華要這麼多黨員幹嗎？現在是號稱80萬人，並將向100萬人邁進。姑且說它有80萬人，是否每位黨員都有發言權和表決權，當然沒有。所以他們也像許多非黨員的華人一樣，從報章和傳媒得知消息。有些則是“路邊社”的，即使有投票權的千餘名中央代表，大多數也不知道箇中玄機。
因此問題不在於馬華的黨員多少或以此作為黨強大的根本基礎，而是在於領導層的方向和魄力。它所要考慮的是：自1999年大選後，馬華的領導有沒有受到挑戰？與華社是否共呼吸？擺在眼前的一籮籮問題，是否有應變和解決之道？現在的領導層是否備受支持和認同？
換句話說，馬華是否需要求變？如果應變的話，是否從領導開始，抑或是以不變應萬變？
正由於馬華本身一路來標榜代表華人，且是執政黨的重要一員（當然不是最重要的），華社對它的要求必然很高。它不能將“黨事”視為“家事”，也不應將黨的領導進行私相授受和自我安排。為此，我們不認為雙林的配套方案是必要的，如今既已撕破了臉，更沒有理由再續配套或再一次密談。
黨事不能視為家事
不過，這不等於說，林良實不需要考慮黨的大問題。他退與不退在事件曝光後已成為問題的重要癥結。他需要考慮的是：他再領導下去，馬華能再有突破嗎？華社一般的反應是不是仍然支持他的領導？他應該訂下交棒的時間表嗎？
在退與不退之間，不能考慮的是個人問題，反而要考慮是留下來對黨有好處或是不留下來對黨更有好處？
林亞禮所爆的是總會長自己訂下的退位時間表。他也覺得適當，因此要求寫進協議書內。大概他也認為林良實在位太久了，應讓位給新人。
未想這本來屬於兩個人的密談“協議”，竟牽動華社議論紛紛，可見馬華領袖這個位置是“以眾人意願為依歸”的，不是個人說要就要，說留就留的。
陳修信在1974年的急流勇退，李三春的1981年堅持“離家出走”，理由是他們預見本身不能有所突破，交由新一代來領導。林良實或者可以從中吸取一些的“靈感和強烈的暗示”，為自己的未來作個結論，也算是一個交待，使雙林之爭落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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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馬華喜歡與否，也不論雙林的“配套方案”如何變質，今天擺在馬華面前的“黨職之爭”已不僅限於馬華內部的問題，而是華社在質問：馬華要把我們導向甚麼方向？
當然，一切得待火車頭拉動，但現在的問題就是出在火車頭，或者魚頭也好，都已無法咬弦，而且各說各的。林亞禮在回敬“植石聯合文告”中的言論雖然還算客氣，但言詞中夾帶著針鋒相對的語氣。
突然間，李金獅又插進一腳，重提他當年與林良實簽協議退休的事。巧合的是，中間人是林亞禮。
不過，李金獅事件與林亞禮事件在性質上有些不同，相同的是關係退位的問題。李金獅是在舉棋不定下，自暴短處，讓林良實打蛇隨棍上，一舉把他“逼下來”。這有些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反觀林亞禮就比較精明。他沒有說過要打總會長之職，只是先自我表態，不想再做官，接著下來，連黨職也不要。
亞禮表態不再做官
這之中藏著的玄機是：林亞禮希望在他表明退位後，林良實也要表明，並要寫進協議事內。據林亞禮說，是林良實親口說要在2002年或之前退位的，既已出口，為何不寫進協議書中？這是為其甚麼林亞禮說他不能簽協議書的原因。
植廉貴與石清霖的聯合聲明巧妙地避開這一重要問題。既不講是林亞禮說的，也不引述總會長要在甚麼時候引退，而是途中殺出一個程咬金，來了一個神秘電話，要林良實也退位。
經這麼一個粉飾，罪雖不在林亞禮，責任更不在林良實身上，而是神秘人這樣說罷了！但這位神秘人的電話又引起猜測，馬上讓人聯想到是林亞禮的同路人或被授意打這通電話。林亞禮的“嫌疑罪”無形中被“塑造出來”。針對此事，林亞禮一口否認與黃木良有任何串通。他聲稱不要蒙上不白之冤。
因此問題的焦點十分明顯：
（1）林亞禮希望與林良實共同訂下退位日期，雖不是同一個日期，但必須在2002年之前落實。
（2）林良實希望林亞禮越快退位越好，並可安排或推薦陳廣才接任老二，而他本身還有“大計”未完成，不會退位。
這樣一來，兩人的僵局就在“雙退”和“一退一留”的方案中糾纏不清。事實上，這不關係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關係到馬華保留現狀好還是不好？這沒有一個標準來衡量。
無論如何，我們從歷史上看到的許多事例是，在位和當權的人是不會輕易放棄既得的。他們會矢死守住所得到的，只要尚有一線希望，還會作掙扎和鬥爭。
權力是十分誘惑人的。一個在位的在權者，自然不乏大批擁躉。一旦這個文化形成，誰也不想放棄，更不要被打回原形成為普通的老百姓。林良實是人不是佛，沒有看破紅塵。在他眼裡林亞禮要退就退好了，為何要拉他下水？不論林亞禮如何反駁和“揭開內情”，林良實依然是一句話：將繼續領導馬華。這反映出林良實不打算退位。
以此來看，林亞禮確是有些“天真”，以為幾十年的交情，可以在“談笑風生”中化解矛盾。不過，林亞禮的“天真”也沒有甚麼損失。他讓華社看到馬華內部的運作和操作。原來馬華的命運是可以由極少數人來圈定的。
如果此說得以成立，馬華要這麼多黨員幹嗎？現在是號稱80萬人，並將向100萬人邁進。姑且說它有80萬人，是否每位黨員都有發言權和表決權，當然沒有。所以他們也像許多非黨員的華人一樣，從報章和傳媒得知消息。有些則是“路邊社”的，即使有投票權的千餘名中央代表，大多數也不知道箇中玄機。
因此問題不在於馬華的黨員多少或以此作為黨強大的根本基礎，而是在於領導層的方向和魄力。它所要考慮的是：自1999年大選後，馬華的領導有沒有受到挑戰？與華社是否共呼吸？擺在眼前的一籮籮問題，是否有應變和解決之道？現在的領導層是否備受支持和認同？
換句話說，馬華是否需要求變？如果應變的話，是否從領導開始，抑或是以不變應萬變？
正由於馬華本身一路來標榜代表華人，且是執政黨的重要一員（當然不是最重要的），華社對它的要求必然很高。它不能將“黨事”視為“家事”，也不應將黨的領導進行私相授受和自我安排。為此，我們不認為雙林的配套方案是必要的，如今既已撕破了臉，更沒有理由再續配套或再一次密談。
黨事不能視為家事
不過，這不等於說，林良實不需要考慮黨的大問題。他退與不退在事件曝光後已成為問題的重要癥結。他需要考慮的是：他再領導下去，馬華能再有突破嗎？華社一般的反應是不是仍然支持他的領導？他應該訂下交棒的時間表嗎？
在退與不退之間，不能考慮的是個人問題，反而要考慮是留下來對黨有好處或是不留下來對黨更有好處？
林亞禮所爆的是總會長自己訂下的退位時間表。他也覺得適當，因此要求寫進協議書內。大概他也認為林良實在位太久了，應讓位給新人。
未想這本來屬於兩個人的密談“協議”，竟牽動華社議論紛紛，可見馬華領袖這個位置是“以眾人意願為依歸”的，不是個人說要就要，說留就留的。
陳修信在1974年的急流勇退，李三春的1981年堅持“離家出走”，理由是他們預見本身不能有所突破，交由新一代來領導。林良實或者可以從中吸取一些的“靈感和強烈的暗示”，為自己的未來作個結論，也算是一個交待，使雙林之爭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