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雖然不是甚麼“萬靈藥”,但在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下,它已經形成一股風氣,逼得每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亦步亦趨。我們拿鄰近國家的情況作一比較,馬來西亞顯然落後在較進步的發展中國家。例如,以勞動力巴仙率來算,有下列的圖表:
又一項數字顯示馬來西亞在世界性的競爭力排名已下降:
還有一個統計,令馬來西亞不得不改弦易轍:1996年,在整體的世界競爭力中,愛爾蘭排名22,馬來西亞排名23;但到了2000年,愛爾蘭竟一躍而昇至第7位,馬來西亞反跌成第25位。這殘酷的事實,驚醒馬來西亞在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已處於下風。為甚麼愛爾蘭能迎頭趕上?因為它晉入“知識經濟”的領域。它的軟件公司生產了自己的品牌,不再如同我國,仍依賴裝配工業,因此在經濟上大步邁進。另外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成長是北歐的芬蘭國家。它的Nokia名牌手提電話風靡全世界,使它在1996年的排名第15位,但到了2000年已排名世界第3。
這一切顯示了“知識經濟”若運用得當,會產生一種魔力似的效應,把整個國家的經濟搞上去了。馬來西亞政府有鑑於此,也要推出“知識經濟大籃圖”,不過到目前為止尚未公佈。政府在這方面正通過創造條件來邁進“知識經濟”。我們的起步雖晚了一點,但不嫌遲,只是在起步之後的進展速度,沒有預期中來得快,因此我國人民對“知識經濟”的概念還不是很清楚,也未深入考慮它究竟對我們的生活有甚麼重大的影響。
不過,近年來連串發生的工廠遷移及工廠關閉事件已敲了警鐘。因為工人失業,我們只歸咎於國際經濟不景,美國減少入口而造成,也許忽略了一個較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們的工業沒有轉型成知識經濟的工業,仍然停留在“生產經濟”的階段,而且大多數是組裝或裝配的工業。工人們被訓練成只對本身的部份工作程序熟悉,卻沒有被培養成知識經濟的人才。
當先進國發現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工資較低,生產成本較低的時候,便會將工廠遷移。另外一個現象是,當投資者發現在我國設立的裝配廠是一項負荷時,他們寧可保留R&D及工程的關鍵部份,將組裝的工作交給較小型的工廠來負責,然後把本身的工廠關了。
工人失業也說明了我們的工業轉型不夠快和跟不上時代的要求。外國的投資者在精打細算後,較好的決定就是減少在海外的負擔。
正因為先進國已改變經濟戰略,掌握產品的科研和創新,進而選擇廉價勞工的地區尋找廠家生產部份零件,馬來西亞這個“居高不下”的國家難免會被衝擊。至於會影響到甚麼程度,就要看我國現有的企業工廠能否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轉型成功。
美國一位“知識經濟”先驅者戴布拉艾米頓(Derram.Amidon)寫了一本“知識經濟”的創新戰略──《智慧的覺醒》(Innovation Strategy For The Knowledge Ecomony──The Ken A Wakening),此書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內容。作者認為“很多企業都採取過極其痛苦的降低成本和提高生產率的種種措施,但沒有考慮到智力資本(運用知識來激發人的智慧)的真正價值。”(西方在10年前就意識到知識經濟的未來趨向)
作者說:“現在是一個改革,而不是技術轉移的世界;是一個創造未來,而不是阻礙進步的世界。”因此作者認為企業的成功關鍵在於勞動力的真正價值貢獻是與他的學習、學知識的能力和應用知識的能力成正比例的。“人的才能才是企業的優勢所在。”,“知識就是未來成功的基礎。”
戴布拉分析了50年來工業的轉型概況。50-70年代,工業主要根據“數據、生產及會計核算”來作為業務的發展方向。70-90年代的工業則轉型採用“信息、求解和規劃”來確保企業的發展和不斷擴大。轉入21世紀,工業的成功已繫於“知識’創新及戰略”是否能發揮得當。如果企業仍停留在90年代的模式,它將分享不到知識時代快速帶來的成果,因為踏不上“知識經濟”的列車,必然會被時代所淹沒。
如果上述的分析還不夠詳細的話,戴布拉也提供了50年來工業轉變的層次。她分成5個層次來描述工業的變化。在第一代企業中,職能部門是孤立的運作,上頭高高在上,不需要和下邊溝通,作出決策的是幾個人,有時是靠運氣,一切以產品作為主要資產。
第二代企業則學會重視工程。部門之間有了一定的聯繫,也產生了相互依賴,技術被重視,工程被當為主要資產。
第三代企業轉為各部門都能影響整個企業,有了共同探討的餘地。管理制度被強調,良好的管理成了企業的重要資產。
第四代是企業接近顧客。雙方相互影響,應付變革的需求。信息技術作為競爭武器,顧客被視為企業的重要資產。
這個階段的企業逐漸顯露出知識交流,互通訊息的不可或缺,以確保企業立於不敗的地位。
第5個層次是從第4個層次發展而成。這時強調的是管理實踐必須依賴知識,創新系統必須是協作性的(Collaborative)而不是競爭性或合作性的(Cooperative)。所有有關利益者,例如供應商、分銷商及顧客的利益都被兼顧,形成一個戰略商務系統。這其中十分重視智識的累積和智慧的創新,推出新的和革命性的產品,因此知識成為企業最主要資產。
如果我們把目前的企業視為大多數仍處在“生產經濟”(P-economy)的階段,那麼要將之轉為知識經濟,作為立業的基礎,就不得不重視人才的培養和訓練,以保證經濟轉型成功。這樣一來,人的腦力和智慧將是21世紀的企業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說,“資源”的重要性將在未來被“智源”所取代。簡單地說,誰的腦筋動得快,就會搶先一步,但腦筋是要靠知識來滋潤和豐富的。“知識經濟”就是當今一個新的經濟遊戲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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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 知識技術人員 | 研究與開發 | 知識人員在研究與開發領域 |
---|---|---|---|
占勞動力% | 占國內生產總值% | 以百萬人口作比較 | |
馬來西亞 | 10.7 | 0.3 | 87 |
新加坡 | 26.4 | 1.4 | 2515 |
韓國 | 15.1 | 2.8 | 2636 |
台灣 | 15.5 | 1.9 | 3340 |
日本 | 22.9 | 2.8 | 5677 |
又一項數字顯示馬來西亞在世界性的競爭力排名已下降:
項目 | 1996年 | 1997年 |
工藝 | 29 | 31 |
管理 | 15 | 26 |
金融 | 19 | 29 |
基建 | 22 | 26 |
還有一個統計,令馬來西亞不得不改弦易轍:1996年,在整體的世界競爭力中,愛爾蘭排名22,馬來西亞排名23;但到了2000年,愛爾蘭竟一躍而昇至第7位,馬來西亞反跌成第25位。這殘酷的事實,驚醒馬來西亞在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已處於下風。為甚麼愛爾蘭能迎頭趕上?因為它晉入“知識經濟”的領域。它的軟件公司生產了自己的品牌,不再如同我國,仍依賴裝配工業,因此在經濟上大步邁進。另外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成長是北歐的芬蘭國家。它的Nokia名牌手提電話風靡全世界,使它在1996年的排名第15位,但到了2000年已排名世界第3。
這一切顯示了“知識經濟”若運用得當,會產生一種魔力似的效應,把整個國家的經濟搞上去了。馬來西亞政府有鑑於此,也要推出“知識經濟大籃圖”,不過到目前為止尚未公佈。政府在這方面正通過創造條件來邁進“知識經濟”。我們的起步雖晚了一點,但不嫌遲,只是在起步之後的進展速度,沒有預期中來得快,因此我國人民對“知識經濟”的概念還不是很清楚,也未深入考慮它究竟對我們的生活有甚麼重大的影響。
不過,近年來連串發生的工廠遷移及工廠關閉事件已敲了警鐘。因為工人失業,我們只歸咎於國際經濟不景,美國減少入口而造成,也許忽略了一個較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們的工業沒有轉型成知識經濟的工業,仍然停留在“生產經濟”的階段,而且大多數是組裝或裝配的工業。工人們被訓練成只對本身的部份工作程序熟悉,卻沒有被培養成知識經濟的人才。
當先進國發現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工資較低,生產成本較低的時候,便會將工廠遷移。另外一個現象是,當投資者發現在我國設立的裝配廠是一項負荷時,他們寧可保留R&D及工程的關鍵部份,將組裝的工作交給較小型的工廠來負責,然後把本身的工廠關了。
工人失業也說明了我們的工業轉型不夠快和跟不上時代的要求。外國的投資者在精打細算後,較好的決定就是減少在海外的負擔。
正因為先進國已改變經濟戰略,掌握產品的科研和創新,進而選擇廉價勞工的地區尋找廠家生產部份零件,馬來西亞這個“居高不下”的國家難免會被衝擊。至於會影響到甚麼程度,就要看我國現有的企業工廠能否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轉型成功。
美國一位“知識經濟”先驅者戴布拉艾米頓(Derram.Amidon)寫了一本“知識經濟”的創新戰略──《智慧的覺醒》(Innovation Strategy For The Knowledge Ecomony──The Ken A Wakening),此書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內容。作者認為“很多企業都採取過極其痛苦的降低成本和提高生產率的種種措施,但沒有考慮到智力資本(運用知識來激發人的智慧)的真正價值。”(西方在10年前就意識到知識經濟的未來趨向)
作者說:“現在是一個改革,而不是技術轉移的世界;是一個創造未來,而不是阻礙進步的世界。”因此作者認為企業的成功關鍵在於勞動力的真正價值貢獻是與他的學習、學知識的能力和應用知識的能力成正比例的。“人的才能才是企業的優勢所在。”,“知識就是未來成功的基礎。”
戴布拉分析了50年來工業的轉型概況。50-70年代,工業主要根據“數據、生產及會計核算”來作為業務的發展方向。70-90年代的工業則轉型採用“信息、求解和規劃”來確保企業的發展和不斷擴大。轉入21世紀,工業的成功已繫於“知識’創新及戰略”是否能發揮得當。如果企業仍停留在90年代的模式,它將分享不到知識時代快速帶來的成果,因為踏不上“知識經濟”的列車,必然會被時代所淹沒。
如果上述的分析還不夠詳細的話,戴布拉也提供了50年來工業轉變的層次。她分成5個層次來描述工業的變化。在第一代企業中,職能部門是孤立的運作,上頭高高在上,不需要和下邊溝通,作出決策的是幾個人,有時是靠運氣,一切以產品作為主要資產。
第二代企業則學會重視工程。部門之間有了一定的聯繫,也產生了相互依賴,技術被重視,工程被當為主要資產。
第三代企業轉為各部門都能影響整個企業,有了共同探討的餘地。管理制度被強調,良好的管理成了企業的重要資產。
第四代是企業接近顧客。雙方相互影響,應付變革的需求。信息技術作為競爭武器,顧客被視為企業的重要資產。
這個階段的企業逐漸顯露出知識交流,互通訊息的不可或缺,以確保企業立於不敗的地位。
第5個層次是從第4個層次發展而成。這時強調的是管理實踐必須依賴知識,創新系統必須是協作性的(Collaborative)而不是競爭性或合作性的(Cooperative)。所有有關利益者,例如供應商、分銷商及顧客的利益都被兼顧,形成一個戰略商務系統。這其中十分重視智識的累積和智慧的創新,推出新的和革命性的產品,因此知識成為企業最主要資產。
如果我們把目前的企業視為大多數仍處在“生產經濟”(P-economy)的階段,那麼要將之轉為知識經濟,作為立業的基礎,就不得不重視人才的培養和訓練,以保證經濟轉型成功。這樣一來,人的腦力和智慧將是21世紀的企業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說,“資源”的重要性將在未來被“智源”所取代。簡單地說,誰的腦筋動得快,就會搶先一步,但腦筋是要靠知識來滋潤和豐富的。“知識經濟”就是當今一個新的經濟遊戲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