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華文報業走的是一條曲折不平的道路，在我國於1957年獨立前，華文報就立足在我國。我們的先賢從中國南來時，也把文化散播在這塊土地上。辦報的人，不是商賈，就是有志向的文化人。英殖民政府沒有必要在華文報作投資，不過也實施一些法令限制報章的言論自由。儘管如此，還是有人甘冒投資風險去辦報。
獨立以後，我國的華文報業繼續存在和發展。因為它有讀者，也就是有生命的元素在支撐。如果離開了讀者，或讀者寥寥無幾，其生存就大有問題。於是，為生存起見，各華文報都想盡辦法爭取讀者和廣告，甚至不惜斥資提昇內容。言論較為大膽，讀者也因之從中受惠。
那時，西馬的華文日報共有8家，東馬更是超過這個數目。一般而言，除了全國性的報紙有相當的報份外，地方性的報紙，其報份也有一定的局限。
讓我們分析一下：如果華人的人口有500萬，扣掉一半的華人是受英文教育的，則剩下250萬人或會華文、懂一些華文或屬於文盲。這當中也有人不看報的，因為他們提不起興趣。如果我們把當年的（60及70年代）華文日報的總報份訂在日銷30萬份，每一份有讀者平均5人，則有150萬人閱讀華文日報。
後來華文報又有新的發展，又有三日刊，又有週刊，又有雜誌，林林總總，似乎是“大有進步”。這類報刊內容方面則偏重於趣味性，乃至是被認為較低層次的，以吸引讀者。所謂大塊頭或具有學術或思想性的文章就不多見，因為“曲高和寡”，缺乏知音人。當我們的報刊流入通俗化或說帶有較為大膽的情色意識，就被批評在散播不健康的文化，以致登不了大堂，諸如此類的報刊，其生死就沒人去理，良性惡性競爭。
當西馬的華文日報從8家減到5家時，人們雖會覺得少了一點，倒也不去追問其原因，反正虧本的，賺不了錢的，自己收拾包袱好了，因為還有其他日報在點燈（說是照亮華人的文化吧！）
即使是剩下5間，也是競爭得十分激烈。各出法寶招徠讀者，以期出奇制勝。有時候競爭是良性的，有時候是惡性的。華社對於這樣的文化生意，已是見多不怪。如果5家之中再有一兩家倒下（不是購，是自我收盤），不知華社會不會起恐慌，並集資來挽救呢？照過去的情況來推測，大概華社也難插手，生意做不好，要怪誰呢？
今時今日，西馬華文日報的總報份到底是多少份呢？有人估算約有50萬份。若是以平均3人看一份，讀者人數有150萬，若是平均5人看一份，就有250萬人。我們就取中間數推算有200萬名的讀者（以人口的成長率來算，華文報業的成長似乎沒有顯著的進步，而是維持在固有的水平）。
能夠維持局面實在不簡單。尤其是獨立多年後，華文教育也受到很大的衝擊，經常為生存和發展不斷地爭取和鬥爭。如果我們拿華校和華文報這兩個相等的文化機構作比較，它們之間是唇齒相依的；但如果我們把報館當成一種企業來看待，彼此之間就有了差距。前者是無回報的投資，只求培育懂得華文文化的人才；後者是有回報的投資，不賺錢要靠誰來“慷慨解囊”？
正由於長久之來，我們都把華文報的營運當成企業的投資，因此不去注意誰是真正的老板，也不計較其政治背景。只要內容具可讀性，且言論中肯，不會太過偏向一方，就會加以接受。
一個非常普及化的概念是，如果一份報紙敢於在言論上表達對當政者的鞭策，對執政黨的批評，並給反對黨一定的空間，也讓知識份子表達批判性文章，它肯定會較受歡迎。畢竟，人的心態是比較喜歡看罵人的文章和批評當政者的言論。他們不希望每天讀到的是“上情下達”的政令和宣傳文字。他們要看到各式各樣的言論都能兼收並蓄。
這當然尚不是報紙賺錢的保證。要使報紙賺錢，就要有更多的讀者和廣告，並使到一份報紙生動活潑，與讀者打成一片。不過，讀者閱報都有一個習慣性，除非不得已，不然是絕少要更換看另一份日報。這就是為甚麼一份新的報紙極不容易紮根的原因。因為華文報的讀者好像已經飽和，不需要新的報份來刺激官感。
假如新的報紙敢罵敢寫又另當別論。比如馬來西亞若是出了一個香港型的黎智英，拿大把鈔票來對新聞人物大彈特彈，又揭秘又挖苦的，可能會異軍突起。黎智英之所以在報業“殺出一條異路”，是他敢和中國政府頂撞，具有強烈的反現狀心態。至於他是否是“文化救星”，就毀譽參半了。
相同的，馬來西亞的民眾也許能接受黎智英這類人來報辦。因為他推出的內容“具爆炸性”。
可是馬來西亞不是香港和台灣，肯定容納不了黎智英來“搞亂局面”。因此一般都接受“現狀的維持”，也就是按傳統由生意人來辦報，而編務交由專人管理。
現在，馬華公會要插足進入華文報業，馬上引起華團的異議和反對。其目的正是擔心“現狀的維持”被打破。因為華團認為一個政黨動用2億餘元來收購南洋和中國報是有政治議程。首先想到的是“言論自由”進一步被控制和箝制，將來再也聽不到反當權者的聲音了。若從這一角度看問題，自然容易激發民眾的認同，也會對兩份華文報的未來有深遠的影響。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當報紙被商業化的時候，其買賣的過程就非“言論自由”這碼事，而是交易能否成功。在成交之後，伴隨而來的問題便是能否支撐整個局面，並加以發揚光大。這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是報紙不僅僅是一盤生意，它涉及了“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爭議，特別是指政治上的課題。
這就是辦報與其他生意不同的地方。當一個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介入主導後）投進“輿論的海洋中”，它如何學習在“輿論中游泳”而不帶有政治議程或讓它如同過去，大小都可抨擊，甚至連老板也可罵個不停？這對做老板的等於是拿錢來受氣，也很難向自己作交代。
兩種思潮交鋒
基於這樣的一個矛盾想法和心情，馬上引出了兩種思潮的交鋒。一方認為政黨可以辦好華文報，讀者不會很介意；另一方面認為政黨不可能辦好華文報，讀者會十分在意的。
如今事態演變至此，雙方已是騎虎難下。買的一方沒有退路，退了等於整個黨給壓了下去。反對的也沒有退路，他們雖然也不想置兩報於死地，但杯葛的行動接踵而來。由於可見，雙方都把成敗繫於讀者的身上。
讀者的反應與態度，將產生決定性的作用，也唯有讀者才能決定兩報的命運。這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歷史上，是從來未有過的爭議與抗爭。兩股左右報人命運的集團在主導未來走向，而報人本身無法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不是華文報業的辛酸淚，又是甚麼？對所謂“無冕皇帝”和第四權力的報章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難怪報人被稱為“紙人”（Paper Man），有時候如同紙一般輕的飄來盪去。當事到臨頭時，只有靠邊站？或者，該讓報人（當事人）也發發他們的聲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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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以後，我國的華文報業繼續存在和發展。因為它有讀者，也就是有生命的元素在支撐。如果離開了讀者，或讀者寥寥無幾，其生存就大有問題。於是，為生存起見，各華文報都想盡辦法爭取讀者和廣告，甚至不惜斥資提昇內容。言論較為大膽，讀者也因之從中受惠。
那時，西馬的華文日報共有8家，東馬更是超過這個數目。一般而言，除了全國性的報紙有相當的報份外，地方性的報紙，其報份也有一定的局限。
讓我們分析一下：如果華人的人口有500萬，扣掉一半的華人是受英文教育的，則剩下250萬人或會華文、懂一些華文或屬於文盲。這當中也有人不看報的，因為他們提不起興趣。如果我們把當年的（60及70年代）華文日報的總報份訂在日銷30萬份，每一份有讀者平均5人，則有150萬人閱讀華文日報。
後來華文報又有新的發展，又有三日刊，又有週刊，又有雜誌，林林總總，似乎是“大有進步”。這類報刊內容方面則偏重於趣味性，乃至是被認為較低層次的，以吸引讀者。所謂大塊頭或具有學術或思想性的文章就不多見，因為“曲高和寡”，缺乏知音人。當我們的報刊流入通俗化或說帶有較為大膽的情色意識，就被批評在散播不健康的文化，以致登不了大堂，諸如此類的報刊，其生死就沒人去理，良性惡性競爭。
當西馬的華文日報從8家減到5家時，人們雖會覺得少了一點，倒也不去追問其原因，反正虧本的，賺不了錢的，自己收拾包袱好了，因為還有其他日報在點燈（說是照亮華人的文化吧！）
即使是剩下5間，也是競爭得十分激烈。各出法寶招徠讀者，以期出奇制勝。有時候競爭是良性的，有時候是惡性的。華社對於這樣的文化生意，已是見多不怪。如果5家之中再有一兩家倒下（不是購，是自我收盤），不知華社會不會起恐慌，並集資來挽救呢？照過去的情況來推測，大概華社也難插手，生意做不好，要怪誰呢？
今時今日，西馬華文日報的總報份到底是多少份呢？有人估算約有50萬份。若是以平均3人看一份，讀者人數有150萬，若是平均5人看一份，就有250萬人。我們就取中間數推算有200萬名的讀者（以人口的成長率來算，華文報業的成長似乎沒有顯著的進步，而是維持在固有的水平）。
能夠維持局面實在不簡單。尤其是獨立多年後，華文教育也受到很大的衝擊，經常為生存和發展不斷地爭取和鬥爭。如果我們拿華校和華文報這兩個相等的文化機構作比較，它們之間是唇齒相依的；但如果我們把報館當成一種企業來看待，彼此之間就有了差距。前者是無回報的投資，只求培育懂得華文文化的人才；後者是有回報的投資，不賺錢要靠誰來“慷慨解囊”？
正由於長久之來，我們都把華文報的營運當成企業的投資，因此不去注意誰是真正的老板，也不計較其政治背景。只要內容具可讀性，且言論中肯，不會太過偏向一方，就會加以接受。
一個非常普及化的概念是，如果一份報紙敢於在言論上表達對當政者的鞭策，對執政黨的批評，並給反對黨一定的空間，也讓知識份子表達批判性文章，它肯定會較受歡迎。畢竟，人的心態是比較喜歡看罵人的文章和批評當政者的言論。他們不希望每天讀到的是“上情下達”的政令和宣傳文字。他們要看到各式各樣的言論都能兼收並蓄。
這當然尚不是報紙賺錢的保證。要使報紙賺錢，就要有更多的讀者和廣告，並使到一份報紙生動活潑，與讀者打成一片。不過，讀者閱報都有一個習慣性，除非不得已，不然是絕少要更換看另一份日報。這就是為甚麼一份新的報紙極不容易紮根的原因。因為華文報的讀者好像已經飽和，不需要新的報份來刺激官感。
假如新的報紙敢罵敢寫又另當別論。比如馬來西亞若是出了一個香港型的黎智英，拿大把鈔票來對新聞人物大彈特彈，又揭秘又挖苦的，可能會異軍突起。黎智英之所以在報業“殺出一條異路”，是他敢和中國政府頂撞，具有強烈的反現狀心態。至於他是否是“文化救星”，就毀譽參半了。
相同的，馬來西亞的民眾也許能接受黎智英這類人來報辦。因為他推出的內容“具爆炸性”。
可是馬來西亞不是香港和台灣，肯定容納不了黎智英來“搞亂局面”。因此一般都接受“現狀的維持”，也就是按傳統由生意人來辦報，而編務交由專人管理。
現在，馬華公會要插足進入華文報業，馬上引起華團的異議和反對。其目的正是擔心“現狀的維持”被打破。因為華團認為一個政黨動用2億餘元來收購南洋和中國報是有政治議程。首先想到的是“言論自由”進一步被控制和箝制，將來再也聽不到反當權者的聲音了。若從這一角度看問題，自然容易激發民眾的認同，也會對兩份華文報的未來有深遠的影響。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當報紙被商業化的時候，其買賣的過程就非“言論自由”這碼事，而是交易能否成功。在成交之後，伴隨而來的問題便是能否支撐整個局面，並加以發揚光大。這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是報紙不僅僅是一盤生意，它涉及了“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爭議，特別是指政治上的課題。
這就是辦報與其他生意不同的地方。當一個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介入主導後）投進“輿論的海洋中”，它如何學習在“輿論中游泳”而不帶有政治議程或讓它如同過去，大小都可抨擊，甚至連老板也可罵個不停？這對做老板的等於是拿錢來受氣，也很難向自己作交代。
兩種思潮交鋒
基於這樣的一個矛盾想法和心情，馬上引出了兩種思潮的交鋒。一方認為政黨可以辦好華文報，讀者不會很介意；另一方面認為政黨不可能辦好華文報，讀者會十分在意的。
如今事態演變至此，雙方已是騎虎難下。買的一方沒有退路，退了等於整個黨給壓了下去。反對的也沒有退路，他們雖然也不想置兩報於死地，但杯葛的行動接踵而來。由於可見，雙方都把成敗繫於讀者的身上。
讀者的反應與態度，將產生決定性的作用，也唯有讀者才能決定兩報的命運。這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歷史上，是從來未有過的爭議與抗爭。兩股左右報人命運的集團在主導未來走向，而報人本身無法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不是華文報業的辛酸淚，又是甚麼？對所謂“無冕皇帝”和第四權力的報章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難怪報人被稱為“紙人”（Paper Man），有時候如同紙一般輕的飄來盪去。當事到臨頭時，只有靠邊站？或者，該讓報人（當事人）也發發他們的聲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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