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報業一向以來都被當局視為主流媒體之外的輿論。因為政府以國文和英文的報導作為標準，華文報則面向華文讀者，不是政府官員閱讀的主要傳媒，因此在很多時候，華文報的報導或民眾的投訴都不是他們所要關注的。其一是上司不會讀華文報，不會責備下屬工作不力；其二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華文報，你投你的苦，他則不當一回事。
還有當官的或從政者，每每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總會客氣問記者來齊了沒有，意思是問西報的記者有在嗎？若尚未到，可以稍等。如果是華文報的記者遲到，對他們是不重要的，儘管華文報的報導可能比較詳細。反正他們之中多數是看不懂中文的。除非是要向華社傳達訊息，不然還是以西報為重。
但當選舉期一到，他們就記得華文報的重要性，目的無非是要向讀中文報的選民爭取選票。這個時候，華文報的身份才顯得較為重要。這是從政者利用傳媒的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反過來，如果是中文報想借助高官來提昇報章內容，當官的不一定賣賬，因為他也不知道你在寫甚麼。
選舉才記起華文報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十分畸型的現象。因為英殖民政府的政策使然，許多華人子弟都接受英文教育而不懂中文，至多曉得他們的中文名字怎樣寫。華人不懂中文比比皆是，造成華文報要在華社中爭取讀者群時，只能向懂得中文的華人下手，以致讀者人數不及西報讀者人數。
大概是時代的轉變，到了80年代後，華文對從政者來說似乎比較重要，好像身為華人不懂講華語有些說不過去，於是拚命學講華語。他們之中，相當多人只會當學方言來講華語（講稿內用羅馬拼音），還是看不懂中文報的內容。直到今天，除了少數當官的華人從政者既懂華語和華文外，大多數還是不懂華文的。
有時候，身為新聞工作者會這樣私下懷疑：這些人真的熱愛中華文化嗎？真的對華文報有感情嗎？或是為了政治目的不得不表示對華文報的“熱愛”？他們愛甚麼呢？他們的孩子多數被送進英校受教育，這又說明他們對“中文教育”的歧視。如果他們這些人“搖身一變”，成為“華文報業的鬥士”，你接受這個事實嗎？
人的虛偽與雙重性格往往因勢利導而有不同的臉孔。如果你再往深一層剖釋，不難發現在“功利主義”的社會，從政者也不例外有自私的一套“人生哲學”。本身在外頭高喊與“華教共存亡”，下一代則是不懂華文的專業人士。由此類推，不單在政界，即使在其他領域，包括文化和教育圈子，也不難發現把下一代送進英校的例子。理由無他，就是不相信中文能造就下一，而且不懂中文同樣可以成才。
華文報在面對這種逆境中，經過幾許的掙扎而得以生存和緩慢的發展，是文化工作者歷盡心血換來的代價。如果沒有這批熱愛中華文化的人獻身和不斷地新陳代謝，恐怕華文報早已自我消失於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即使是華人不懂中文又怎樣？
於是，過往當一些華文報面臨危機時（或被禁或因經濟問題陷入困境，或走向關閉時），我們似乎都患上“事不關己”的麻木症，沒有形成一股力量挽狂瀾於既倒或大聲疾呼或抗議政府的強硬行動。這對從事華文報業的人來說是一種悲哀。這就是為甚麼肩負起傳播中華文化使命的傳媒會被當成一盤生意，一種企業來看待。它們不是經常被譽為“人民喉舌”、“人間正義”的公器嗎？
還有，我們也許沒有注意到，創辦華文報的企業家，他們的第二或第三代可能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當他們認為不需要再經營這種文化生意時，他們就會想到轉手。因為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自己的生意到底在表達些甚麼，只能從賬目中看到生意的走向。如果認為不是最佳的投資，我們又如何阻止大企業老板轉手嗎？過去已有這樣的例子。
因此，說到華文報，其生命力的關鍵在於編輯部。編輯部的強弱對報業的存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可悲的是，華文報的編務人員一向不如西報具有較崇高的地位。他們被歸為附屬行政管理層的一部份，一切都以行政管理權為主。說得切實一點，就是經理部控制了編輯部，不是平行關係，而是主從關係。可惜的是，這種現象一直未被糾正過來，理由是它被當成企業生意來看待。從事報業工作的人，有最深切的感受。
如果編輯部被擺在一個高層次，與行政管理盡有同等的地位，就不必擔心行政權壓倒一切。可是編輯部的“一定權限的自主權”在哪裡呢？
正因為界線從來未被劃清，也正因為行政權高高在上，當一個報館更換老板時，問題跟著出現。
南洋報業的事件就是這樣被浮上檯面，而且成為華社的一個焦點。過去幾年，南洋商報的報份在下跌或未有成長時，大家都不以為然，同樣用企業的眼光看待。即使南洋商報費盡招徠之術爭取讀者支持，華社也未因此形成一個運動來打救商報的報份，使之與敵手平衡。為甚麼呢？因為這是做生意。
馬華插足局面政治化
可是，當馬華公會插足其中，整個局面便政治化了。如果不是馬華公會，可能沒這樣大的爭議。表面上看是為“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在當前的法令下，報業到底有多少的自由空間，大家心知肚明），實則是一股對馬華當權派不滿的發洩。
這就涉及政治鬥爭。因為一方以華團和反對黨的反浪潮，認為馬華主導華社不力，問題堆積如山。如果報紙再被控制，擔心反對聲音不見了，會使華人處於不利的地位。另一方以馬華當權派為首則認為情況一分為二處理，絕不會拿大筆錢與華社作對，反對的人似乎太敏感了，先發制人，對買者有欠公允。至於政治嘛，則可以明槍明劍比個高低。因此，當權派不服氣反對者借買賣事件拿馬華來出氣和抹黑，甚至開刀。
挾在兩派鬥爭的報人，他們真的成為夾心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底他們要聽誰的？我們能不能讓出一些自主權，給報人憑良知搞報紙？
弄垮一間報館不會太難，但要弄好一間報館就很難。如果報館倒了，向誰要回來？報人是打工的，他們沒有能力辦報，因此要有人出資提供地盤才行。出資的人若不培養人才，不請專才發揮，難道是辦“廣告報”或“宣傳報”？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言論自由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使命，那就是維護和推動中華文化。當中華文化萎縮時，“言論自由”可以搬家，搬到其他媒體登台（比如《今日馬來西亞子報》就是英文媒體的言論自由）。反之，假如華文報業少了，中華文化是否可搬到英文報壇登場？
無論政治鬥爭如何殘酷，我們若能避開拿中華文化作祭旗，將是較好的選擇，也讓報人可安心工作，發揮專業精神。自由不是武器，是人類的理想。文化不是戰場，是人類共有的遺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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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當官的或從政者，每每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總會客氣問記者來齊了沒有，意思是問西報的記者有在嗎？若尚未到，可以稍等。如果是華文報的記者遲到，對他們是不重要的，儘管華文報的報導可能比較詳細。反正他們之中多數是看不懂中文的。除非是要向華社傳達訊息，不然還是以西報為重。
但當選舉期一到，他們就記得華文報的重要性，目的無非是要向讀中文報的選民爭取選票。這個時候，華文報的身份才顯得較為重要。這是從政者利用傳媒的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反過來，如果是中文報想借助高官來提昇報章內容，當官的不一定賣賬，因為他也不知道你在寫甚麼。
選舉才記起華文報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十分畸型的現象。因為英殖民政府的政策使然，許多華人子弟都接受英文教育而不懂中文，至多曉得他們的中文名字怎樣寫。華人不懂中文比比皆是，造成華文報要在華社中爭取讀者群時，只能向懂得中文的華人下手，以致讀者人數不及西報讀者人數。
大概是時代的轉變，到了80年代後，華文對從政者來說似乎比較重要，好像身為華人不懂講華語有些說不過去，於是拚命學講華語。他們之中，相當多人只會當學方言來講華語（講稿內用羅馬拼音），還是看不懂中文報的內容。直到今天，除了少數當官的華人從政者既懂華語和華文外，大多數還是不懂華文的。
有時候，身為新聞工作者會這樣私下懷疑：這些人真的熱愛中華文化嗎？真的對華文報有感情嗎？或是為了政治目的不得不表示對華文報的“熱愛”？他們愛甚麼呢？他們的孩子多數被送進英校受教育，這又說明他們對“中文教育”的歧視。如果他們這些人“搖身一變”，成為“華文報業的鬥士”，你接受這個事實嗎？
人的虛偽與雙重性格往往因勢利導而有不同的臉孔。如果你再往深一層剖釋，不難發現在“功利主義”的社會，從政者也不例外有自私的一套“人生哲學”。本身在外頭高喊與“華教共存亡”，下一代則是不懂華文的專業人士。由此類推，不單在政界，即使在其他領域，包括文化和教育圈子，也不難發現把下一代送進英校的例子。理由無他，就是不相信中文能造就下一，而且不懂中文同樣可以成才。
華文報在面對這種逆境中，經過幾許的掙扎而得以生存和緩慢的發展，是文化工作者歷盡心血換來的代價。如果沒有這批熱愛中華文化的人獻身和不斷地新陳代謝，恐怕華文報早已自我消失於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即使是華人不懂中文又怎樣？
於是，過往當一些華文報面臨危機時（或被禁或因經濟問題陷入困境，或走向關閉時），我們似乎都患上“事不關己”的麻木症，沒有形成一股力量挽狂瀾於既倒或大聲疾呼或抗議政府的強硬行動。這對從事華文報業的人來說是一種悲哀。這就是為甚麼肩負起傳播中華文化使命的傳媒會被當成一盤生意，一種企業來看待。它們不是經常被譽為“人民喉舌”、“人間正義”的公器嗎？
還有，我們也許沒有注意到，創辦華文報的企業家，他們的第二或第三代可能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當他們認為不需要再經營這種文化生意時，他們就會想到轉手。因為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自己的生意到底在表達些甚麼，只能從賬目中看到生意的走向。如果認為不是最佳的投資，我們又如何阻止大企業老板轉手嗎？過去已有這樣的例子。
因此，說到華文報，其生命力的關鍵在於編輯部。編輯部的強弱對報業的存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可悲的是，華文報的編務人員一向不如西報具有較崇高的地位。他們被歸為附屬行政管理層的一部份，一切都以行政管理權為主。說得切實一點，就是經理部控制了編輯部，不是平行關係，而是主從關係。可惜的是，這種現象一直未被糾正過來，理由是它被當成企業生意來看待。從事報業工作的人，有最深切的感受。
如果編輯部被擺在一個高層次，與行政管理盡有同等的地位，就不必擔心行政權壓倒一切。可是編輯部的“一定權限的自主權”在哪裡呢？
正因為界線從來未被劃清，也正因為行政權高高在上，當一個報館更換老板時，問題跟著出現。
南洋報業的事件就是這樣被浮上檯面，而且成為華社的一個焦點。過去幾年，南洋商報的報份在下跌或未有成長時，大家都不以為然，同樣用企業的眼光看待。即使南洋商報費盡招徠之術爭取讀者支持，華社也未因此形成一個運動來打救商報的報份，使之與敵手平衡。為甚麼呢？因為這是做生意。
馬華插足局面政治化
可是，當馬華公會插足其中，整個局面便政治化了。如果不是馬華公會，可能沒這樣大的爭議。表面上看是為“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在當前的法令下，報業到底有多少的自由空間，大家心知肚明），實則是一股對馬華當權派不滿的發洩。
這就涉及政治鬥爭。因為一方以華團和反對黨的反浪潮，認為馬華主導華社不力，問題堆積如山。如果報紙再被控制，擔心反對聲音不見了，會使華人處於不利的地位。另一方以馬華當權派為首則認為情況一分為二處理，絕不會拿大筆錢與華社作對，反對的人似乎太敏感了，先發制人，對買者有欠公允。至於政治嘛，則可以明槍明劍比個高低。因此，當權派不服氣反對者借買賣事件拿馬華來出氣和抹黑，甚至開刀。
挾在兩派鬥爭的報人，他們真的成為夾心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底他們要聽誰的？我們能不能讓出一些自主權，給報人憑良知搞報紙？
弄垮一間報館不會太難，但要弄好一間報館就很難。如果報館倒了，向誰要回來？報人是打工的，他們沒有能力辦報，因此要有人出資提供地盤才行。出資的人若不培養人才，不請專才發揮，難道是辦“廣告報”或“宣傳報”？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言論自由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使命，那就是維護和推動中華文化。當中華文化萎縮時，“言論自由”可以搬家，搬到其他媒體登台（比如《今日馬來西亞子報》就是英文媒體的言論自由）。反之，假如華文報業少了，中華文化是否可搬到英文報壇登場？
無論政治鬥爭如何殘酷，我們若能避開拿中華文化作祭旗，將是較好的選擇，也讓報人可安心工作，發揮專業精神。自由不是武器，是人類的理想。文化不是戰場，是人類共有的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