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報業一向以來都被當局視為主流媒體之外的輿論。因為政府以國文和英文的報導作為標準,華文報則面向華文讀者,不是政府官員閱讀的主要傳媒,因此在很多時候,華文報的報導或民眾的投訴都不是他們所要關注的。其一是上司不會讀華文報,不會責備下屬工作不力;其二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華文報,你投你的苦,他則不當一回事。
還有當官的或從政者,每每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總會客氣問記者來齊了沒有,意思是問西報的記者有在嗎?若尚未到,可以稍等。如果是華文報的記者遲到,對他們是不重要的,儘管華文報的報導可能比較詳細。反正他們之中多數是看不懂中文的。除非是要向華社傳達訊息,不然還是以西報為重。
但當選舉期一到,他們就記得華文報的重要性,目的無非是要向讀中文報的選民爭取選票。這個時候,華文報的身份才顯得較為重要。這是從政者利用傳媒的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反過來,如果是中文報想借助高官來提昇報章內容,當官的不一定賣賬,因為他也不知道你在寫甚麼。
選舉才記起華文報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十分畸型的現象。因為英殖民政府的政策使然,許多華人子弟都接受英文教育而不懂中文,至多曉得他們的中文名字怎樣寫。華人不懂中文比比皆是,造成華文報要在華社中爭取讀者群時,只能向懂得中文的華人下手,以致讀者人數不及西報讀者人數。
大概是時代的轉變,到了80年代後,華文對從政者來說似乎比較重要,好像身為華人不懂講華語有些說不過去,於是拚命學講華語。他們之中,相當多人只會當學方言來講華語(講稿內用羅馬拼音),還是看不懂中文報的內容。直到今天,除了少數當官的華人從政者既懂華語和華文外,大多數還是不懂華文的。
有時候,身為新聞工作者會這樣私下懷疑:這些人真的熱愛中華文化嗎?真的對華文報有感情嗎?或是為了政治目的不得不表示對華文報的“熱愛”?他們愛甚麼呢?他們的孩子多數被送進英校受教育,這又說明他們對“中文教育”的歧視。如果他們這些人“搖身一變”,成為“華文報業的鬥士”,你接受這個事實嗎?
人的虛偽與雙重性格往往因勢利導而有不同的臉孔。如果你再往深一層剖釋,不難發現在“功利主義”的社會,從政者也不例外有自私的一套“人生哲學”。本身在外頭高喊與“華教共存亡”,下一代則是不懂華文的專業人士。由此類推,不單在政界,即使在其他領域,包括文化和教育圈子,也不難發現把下一代送進英校的例子。理由無他,就是不相信中文能造就下一,而且不懂中文同樣可以成才。
華文報在面對這種逆境中,經過幾許的掙扎而得以生存和緩慢的發展,是文化工作者歷盡心血換來的代價。如果沒有這批熱愛中華文化的人獻身和不斷地新陳代謝,恐怕華文報早已自我消失於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即使是華人不懂中文又怎樣?
於是,過往當一些華文報面臨危機時(或被禁或因經濟問題陷入困境,或走向關閉時),我們似乎都患上“事不關己”的麻木症,沒有形成一股力量挽狂瀾於既倒或大聲疾呼或抗議政府的強硬行動。這對從事華文報業的人來說是一種悲哀。這就是為甚麼肩負起傳播中華文化使命的傳媒會被當成一盤生意,一種企業來看待。它們不是經常被譽為“人民喉舌”、“人間正義”的公器嗎?
還有,我們也許沒有注意到,創辦華文報的企業家,他們的第二或第三代可能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當他們認為不需要再經營這種文化生意時,他們就會想到轉手。因為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自己的生意到底在表達些甚麼,只能從賬目中看到生意的走向。如果認為不是最佳的投資,我們又如何阻止大企業老板轉手嗎?過去已有這樣的例子。
因此,說到華文報,其生命力的關鍵在於編輯部。編輯部的強弱對報業的存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可悲的是,華文報的編務人員一向不如西報具有較崇高的地位。他們被歸為附屬行政管理層的一部份,一切都以行政管理權為主。說得切實一點,就是經理部控制了編輯部,不是平行關係,而是主從關係。可惜的是,這種現象一直未被糾正過來,理由是它被當成企業生意來看待。從事報業工作的人,有最深切的感受。
如果編輯部被擺在一個高層次,與行政管理盡有同等的地位,就不必擔心行政權壓倒一切。可是編輯部的“一定權限的自主權”在哪裡呢?
正因為界線從來未被劃清,也正因為行政權高高在上,當一個報館更換老板時,問題跟著出現。
南洋報業的事件就是這樣被浮上檯面,而且成為華社的一個焦點。過去幾年,南洋商報的報份在下跌或未有成長時,大家都不以為然,同樣用企業的眼光看待。即使南洋商報費盡招徠之術爭取讀者支持,華社也未因此形成一個運動來打救商報的報份,使之與敵手平衡。為甚麼呢?因為這是做生意。
馬華插足局面政治化
可是,當馬華公會插足其中,整個局面便政治化了。如果不是馬華公會,可能沒這樣大的爭議。表面上看是為“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在當前的法令下,報業到底有多少的自由空間,大家心知肚明),實則是一股對馬華當權派不滿的發洩。
這就涉及政治鬥爭。因為一方以華團和反對黨的反浪潮,認為馬華主導華社不力,問題堆積如山。如果報紙再被控制,擔心反對聲音不見了,會使華人處於不利的地位。另一方以馬華當權派為首則認為情況一分為二處理,絕不會拿大筆錢與華社作對,反對的人似乎太敏感了,先發制人,對買者有欠公允。至於政治嘛,則可以明槍明劍比個高低。因此,當權派不服氣反對者借買賣事件拿馬華來出氣和抹黑,甚至開刀。
挾在兩派鬥爭的報人,他們真的成為夾心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底他們要聽誰的?我們能不能讓出一些自主權,給報人憑良知搞報紙?
弄垮一間報館不會太難,但要弄好一間報館就很難。如果報館倒了,向誰要回來?報人是打工的,他們沒有能力辦報,因此要有人出資提供地盤才行。出資的人若不培養人才,不請專才發揮,難道是辦“廣告報”或“宣傳報”?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言論自由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使命,那就是維護和推動中華文化。當中華文化萎縮時,“言論自由”可以搬家,搬到其他媒體登台(比如《今日馬來西亞子報》就是英文媒體的言論自由)。反之,假如華文報業少了,中華文化是否可搬到英文報壇登場?
無論政治鬥爭如何殘酷,我們若能避開拿中華文化作祭旗,將是較好的選擇,也讓報人可安心工作,發揮專業精神。自由不是武器,是人類的理想。文化不是戰場,是人類共有的遺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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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當官的或從政者,每每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總會客氣問記者來齊了沒有,意思是問西報的記者有在嗎?若尚未到,可以稍等。如果是華文報的記者遲到,對他們是不重要的,儘管華文報的報導可能比較詳細。反正他們之中多數是看不懂中文的。除非是要向華社傳達訊息,不然還是以西報為重。
但當選舉期一到,他們就記得華文報的重要性,目的無非是要向讀中文報的選民爭取選票。這個時候,華文報的身份才顯得較為重要。這是從政者利用傳媒的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反過來,如果是中文報想借助高官來提昇報章內容,當官的不一定賣賬,因為他也不知道你在寫甚麼。
選舉才記起華文報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十分畸型的現象。因為英殖民政府的政策使然,許多華人子弟都接受英文教育而不懂中文,至多曉得他們的中文名字怎樣寫。華人不懂中文比比皆是,造成華文報要在華社中爭取讀者群時,只能向懂得中文的華人下手,以致讀者人數不及西報讀者人數。
大概是時代的轉變,到了80年代後,華文對從政者來說似乎比較重要,好像身為華人不懂講華語有些說不過去,於是拚命學講華語。他們之中,相當多人只會當學方言來講華語(講稿內用羅馬拼音),還是看不懂中文報的內容。直到今天,除了少數當官的華人從政者既懂華語和華文外,大多數還是不懂華文的。
有時候,身為新聞工作者會這樣私下懷疑:這些人真的熱愛中華文化嗎?真的對華文報有感情嗎?或是為了政治目的不得不表示對華文報的“熱愛”?他們愛甚麼呢?他們的孩子多數被送進英校受教育,這又說明他們對“中文教育”的歧視。如果他們這些人“搖身一變”,成為“華文報業的鬥士”,你接受這個事實嗎?
人的虛偽與雙重性格往往因勢利導而有不同的臉孔。如果你再往深一層剖釋,不難發現在“功利主義”的社會,從政者也不例外有自私的一套“人生哲學”。本身在外頭高喊與“華教共存亡”,下一代則是不懂華文的專業人士。由此類推,不單在政界,即使在其他領域,包括文化和教育圈子,也不難發現把下一代送進英校的例子。理由無他,就是不相信中文能造就下一,而且不懂中文同樣可以成才。
華文報在面對這種逆境中,經過幾許的掙扎而得以生存和緩慢的發展,是文化工作者歷盡心血換來的代價。如果沒有這批熱愛中華文化的人獻身和不斷地新陳代謝,恐怕華文報早已自我消失於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即使是華人不懂中文又怎樣?
於是,過往當一些華文報面臨危機時(或被禁或因經濟問題陷入困境,或走向關閉時),我們似乎都患上“事不關己”的麻木症,沒有形成一股力量挽狂瀾於既倒或大聲疾呼或抗議政府的強硬行動。這對從事華文報業的人來說是一種悲哀。這就是為甚麼肩負起傳播中華文化使命的傳媒會被當成一盤生意,一種企業來看待。它們不是經常被譽為“人民喉舌”、“人間正義”的公器嗎?
還有,我們也許沒有注意到,創辦華文報的企業家,他們的第二或第三代可能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當他們認為不需要再經營這種文化生意時,他們就會想到轉手。因為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自己的生意到底在表達些甚麼,只能從賬目中看到生意的走向。如果認為不是最佳的投資,我們又如何阻止大企業老板轉手嗎?過去已有這樣的例子。
因此,說到華文報,其生命力的關鍵在於編輯部。編輯部的強弱對報業的存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可悲的是,華文報的編務人員一向不如西報具有較崇高的地位。他們被歸為附屬行政管理層的一部份,一切都以行政管理權為主。說得切實一點,就是經理部控制了編輯部,不是平行關係,而是主從關係。可惜的是,這種現象一直未被糾正過來,理由是它被當成企業生意來看待。從事報業工作的人,有最深切的感受。
如果編輯部被擺在一個高層次,與行政管理盡有同等的地位,就不必擔心行政權壓倒一切。可是編輯部的“一定權限的自主權”在哪裡呢?
正因為界線從來未被劃清,也正因為行政權高高在上,當一個報館更換老板時,問題跟著出現。
南洋報業的事件就是這樣被浮上檯面,而且成為華社的一個焦點。過去幾年,南洋商報的報份在下跌或未有成長時,大家都不以為然,同樣用企業的眼光看待。即使南洋商報費盡招徠之術爭取讀者支持,華社也未因此形成一個運動來打救商報的報份,使之與敵手平衡。為甚麼呢?因為這是做生意。
馬華插足局面政治化
可是,當馬華公會插足其中,整個局面便政治化了。如果不是馬華公會,可能沒這樣大的爭議。表面上看是為“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在當前的法令下,報業到底有多少的自由空間,大家心知肚明),實則是一股對馬華當權派不滿的發洩。
這就涉及政治鬥爭。因為一方以華團和反對黨的反浪潮,認為馬華主導華社不力,問題堆積如山。如果報紙再被控制,擔心反對聲音不見了,會使華人處於不利的地位。另一方以馬華當權派為首則認為情況一分為二處理,絕不會拿大筆錢與華社作對,反對的人似乎太敏感了,先發制人,對買者有欠公允。至於政治嘛,則可以明槍明劍比個高低。因此,當權派不服氣反對者借買賣事件拿馬華來出氣和抹黑,甚至開刀。
挾在兩派鬥爭的報人,他們真的成為夾心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底他們要聽誰的?我們能不能讓出一些自主權,給報人憑良知搞報紙?
弄垮一間報館不會太難,但要弄好一間報館就很難。如果報館倒了,向誰要回來?報人是打工的,他們沒有能力辦報,因此要有人出資提供地盤才行。出資的人若不培養人才,不請專才發揮,難道是辦“廣告報”或“宣傳報”?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言論自由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使命,那就是維護和推動中華文化。當中華文化萎縮時,“言論自由”可以搬家,搬到其他媒體登台(比如《今日馬來西亞子報》就是英文媒體的言論自由)。反之,假如華文報業少了,中華文化是否可搬到英文報壇登場?
無論政治鬥爭如何殘酷,我們若能避開拿中華文化作祭旗,將是較好的選擇,也讓報人可安心工作,發揮專業精神。自由不是武器,是人類的理想。文化不是戰場,是人類共有的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