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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梁紹興關於布秧河谷研究報導
updated:2001-09-10 17:02:48 MYT

梁紹興夫人參於布秧河谷考古挖掘工作所寫的研究文章,是作為她考取碩士文憑的論文,為馬來西亞本地考古史料研究寫下光輝一頁,她的丈夫梁紹興在“馬來西亞歷史學會”出版的專論上,曾刊出一篇有關“布秧河谷”的文章。摘要如下:

馬來半島自公元世紀初,就已經是東南亞主要的古代貿易活動的區域。其位置介於東方和西方中間,使到許多航海家停留於該港口。

通過異國的資料,例如中國皇朝歷代文獻,我們可以得知公元第1或第6世紀以前,就出現了幾個古代小國如“丹丹”、“盤盤”與“吉礁”。狼牙修位於馬來半島北部以及克拉地峽的邊緣地帶。可是,由於所給予的古代小國地理位置的資料不夠明確,所以那些地方位置還不可鑑定。

無論如何,明顯的,那些古代小國的重要性,是與那個階段的時代,穿越半島的東西方貿易路線有關。那些早期的小國多數乃是泊留之處,是各種地方產品如錫米、黃金,以及森林產品,如香本、岩石、松香、象牙、犀牛角、蜂蠟和“甘文煙”(Kemenyan)的供應處。

馬來半島在古代貿易方面的重要性,可以從玻璃市、吉打、威省和霹靂的考古遺跡中察出。其中經常被尋獲的古物是中國陶瓷,幾種來自印度或中東的珠寶,還有外來宗教的祭拜物,尤其是來自佛教和興都教的信仰,如雕像和文字石頭(關於佛教),有時可從中東制造的玻璃片尋獲。

然而,最聞名的莫過於在瑪莫河口和姆拉河口地區的幾個古陵廟。

吉打各古陵廟的發現

吉打各個古代廟的發現,自1830年開始已經有所報導。該地區的考古挖掘是從1936-1937年才開始。下來的一次是於1941年。第2次世界大戰後,吉打的考古挖掘工程延續至今。所有挖掘的努力成果,共有多達50個地盤被發現。

多數被發現的地盤座落於布秧谷和日萊峰以南附近地帶。多數在該地的古廟,其實是建來祭拜佛教和興都教之神佛的朝聖處。由於這樣,在瑪莫河口和姆拉河口的遺跡,被專家認為是源自印度外陸的探索者或居民所遺留之物。

其中持有這種想法的專家是韋爾斯博士。根據他於1936年至1937年挖掘的多達30個地盤,鑑定被發覺的古廟乃是完全依照在南印度佛教或興都教廟宇格式所建造。

又根據他的考證,印度的探索者負起了吉打布秧河谷的文化發展責任的歷史使命。較後時,韋爾斯博士對印度探索者波浪式的前來半島的看法稍微改變。後期他承認在布秧河谷的古代遺跡問題上,必須著重貿易角色。雖然如此,他還是認為居住在古代吉打的印度商人建立那些廟宇。此外,他仍然主張該處挖掘的廟宇,應該是依襲自印度的廟宇。

故此,依照他的推論,來自印度諸商人踏足馬來半島西海岸,帶來興都教和佛教文化的影響。這些宗教也因此得以傳播至此區域的其他地方。

起先,這個影響是介於佛教形式的第7世紀期間,那就是“婆羅教王朝”(Pallava)得勢於南印度之時,在半島的印度文化的影響加強,以至興都“濕婆神派”能夠影響布秧谷地區。這件事可由集中於布秧河兩岸“濕婆神”廟宇所證明。

在第8世紀末,影響吉打瑪莫河口的佛教是來自“瑪哈雅納派”(Mahayana)。

韋爾斯博士的大部份意見受到另1位考古學家藍姆博土的強烈反對。其中一個著名的考古地盤被應用為反駁的假設理由,它座落於日萊峰山腳下的小瑪莫河的武吉峇都巴轄陵廟,離布央谷不遠。

重挖武吉峇都巴轄陵廟

藍姆博士重新挖掘的結果,比韋爾斯博士於1958-59年在武吉峇都巴轄地盤所作的更全面,對有關廟宇產生更完整的架構,以及道出幾項關於公元第9世紀建築風格的文化特色。

武吉峇都巴轄陵廟重新挖掘的結果,亦促使藍姆博士質疑那個地盤和普遍上他對本區域“印度化”問題的假設論點。

藍姆博士的重新挖掘之中,最重要的物品是6個花崗石基柱。每個基柱內有9個裝小東西的洞。其中一個尚擁有幾種古代祭拜物,如寶石、珍珠和金屬塊,以及幾層的金、銀和銅鑄像,如公牛、烏龜、蓮花與坐著的女神像,也有印上字母或符號的金層。

另外,一個銅屬盒(Cembul)也在那花崗石基柱內中間的大洞被發現。

根據藍姆博士,那金屬盒的儲物所象徵的並不是興都“濕婆神”派的祭拜。其實,那些被發現的物品更是一種“佛教密宗”(Tantrik)的祭拜,那是一種包含佛教“瑪哈雅那”派和興都教(包括與“濕婆神”和“毗濕奴神”)的祭拜。

所以,武吉峇都巴轄陵廟並不是如韋爾斯博士所認為,是一座“濕婆神”廟宇。

另外,藍姆博士也發表“Tantrik”式宗教有可能包括了本地的祭拜色彩,那就是祭拜祖先。花崗石的金屬盒並未發現於印度,反而近似武吉峇都巴轄陵廟的金屬盒,則發現於東南亞群島,尤其是中爪哇。所以,很明顯的,埋藏於武吉峇都巴轄陵廟朝聖地盤下的金屬盒,是本地的文化特色。

他強調,雖然無法判斷從那陵廟尋獲的一個金屬盒中間的銅屬盒,不過,它含有人類的遺渣及有機物的跡像,被發現位於該物的下部表面。

他認為,這物品很可能屬尚未破損的金銅屬盒,是用來收藏駕崩本地統治者骨灰的器具。故此,可以證明在武吉峇都巴轄陵廟的緒花崗石金屬盒,是和本地埋葬儀式有關係的。

建築架構與南印度傳統風格相似

從建築的角度亦有不少類似南印度建築傳統的成份。最重要的是中間有洞的幾個花崗石,那些有洞的結石,乃是放置木柱的地基。在武吉峇都巴轄陵廟,不少過66個木柱地基被發現,其中26個在“神殿”(Vimana)部份。

其實,該陵廟不僅是由花崗石建成,大部份的上面部份也由木材做成。根據藍姆博士的推論,很可能該陵廟的屋頂是由棕櫚葉(亞答)做成的。

雖然武吉峇都巴轄陵廟的所有木柱和“亞答”屋頂已不存在,但是,木柱所含有的排位卻能辯認建築物的屋形,尤其是該陵廟“神殿”部份的屋頂,其面積(10.7M X l0.7M)是小過於“走廊”(Nandapa)(13.4M X l0.7M)部份,另外,有更多的木柱地基在“神殿”部份被發現。

地基的排位顯示“神殿”屋頂有別於“走廊”。在“神殿”部份除了有更多的柱基外,也有4組柱基(擁有3個柱基於附近)。那柱基組相信是一座塔的遺跡,座落於牆外4個角落。根據藍姆博士考證,該塔處於“神殿”部份的中間,是模擬武吉峇都巴轄陵廟的主要建築物。

該塔是用來進行祭拜儀式最聖潔的地方,用花崗石建成的大部份牆腳尚且還在那兒。參照他從該塔屋頂角落收集遺留下來的一片浮雕(Pahat)以及一塊鑿石(Curilinear)形於塔頂,藍姆博士考證的屋頂是採用石頭,形狀是一層層的。

該塔也被1座“亞答”屋頂遮蓋的平台所環繞著,這可從該塔周圍許多的柱基獲得證明。

在“神殿”部份的許多柱基,是用來放置支持該平台木柱的地方,此外,亦有支撐著該塔重石的支柱(正如4組於塔外角落的地基所顯示般)。

上述所有的特色促使了藍姆博土作出以下結論:

武吉峇都巴轄陵廟(尤其是“神殿”),乃是一種酷似發現於印度的特別建築,是一種以本地創作風格,應用混合建築材料,如:石頭、木材、棕擱葉或“亞答”。

然後,他拿在蘇門答臘巴東裡瓦斯(Padang Lewas)之古代廟宇版本作比較,在那兒也有特別建築的特色,那些廟宇也是用石頭和木料混合建成。

眾多古代廟宇之中,“Biaro Si Topajan”擁有的平面圖幾乎和古代廟宇版本一樣。雖然它的“神殿”和“走廊”部份分開,沒有像武吉峇都巴轄陵廟般連接起來,整體來說,兩個古代廟宇可能訂自同一建築藝術傳統─“東南亞的建築藝術傳統”。

因此,可以說在該吉打區的武吉峇都巴轄陵廟和另10個古代廟宇的木柱之應用(我們可以在該木柱的緒花崗石地基察覺到),其實乃是一個本地的特點,滲透入當時早期的東南亞幾個國家首都。

影響力強大之印度建築藝術傳統,一個與印度宗教(興都教或佛教)有密切關係的傳統,長久以來便採用更耐的石頭和磚塊作為建立神佛之屋的材料。

所以,當印度建築藝術影響蔓延至東南亞,石頭(和磚塊)成為那個時代的朝庭建築的主要材料。在那個古老時代所建立起來的幾座宗教祠(Religious Monuments)至今日還可以察覺到。

然而大多數的陵廟其實不是直接沿襲自印度,反而包含許多本地建築藝術的成份,比如說在東南亞最出名的是在中爪哇“婆羅浮塔”(Borobudur)佛寺和柬埔寨的“安哥廟宇”。

本地木材藝術作品

另外,在吉打的諸古老廟宇也不例外,它們是具有本地的建築藝術成份,尤其是基於木材藝術作品逐漸流行,雕刻便是和可與注重石頭為建築材料的印度建築藝術結合起來。

可是,惋惜的是那木材藝術作品已無法再找到其證據了。

無可否認,武吉峇都巴轄陵廟是吉打區主要的一座廟宇,因為其古代廟宇是由花崗石組成(當時花崗石是比較難處理的材料)。

在此處發現的另一特點是,河床石塊被應用於圍繞該陵廟的牆和花崗石地板下的基本部份。看來河床石塊之應用不是源自印度文化成份。

明顯的,從本文的討論,我們越是細心觀察在武吉峇都巴轄陵的遺跡,越是會有很多問題浮現。

藍姆博士在地盤的重新挖掘解開了幾個問題,關於該陵廟純粹只是一座南印度廟宇的程度有多少,是否正如韋爾斯博士所認為的等。武吉峇都巴轄陵廟只是顯示出,對於韋爾斯博士在布秧谷和附近地帶發現的所有考古地盤,所應做的重復研究是多麼的重要。

此外,必須強調的是吉打的幾處考古地盤,所進行挖掘努力的缺陷之處,就是缺乏地層學的資訊或資料的分析與辯證。

雖然如此,藍姆博士在1961年位於布央碼頭瑪莫河口地方的挖掘,提供了首個關於該區作為古代貿易地位的推論。依照他的發現,尤其是數以千計的宋朝中國陶瓷碎片,他鑑定布秧碼頭地區是自公元第11世紀末至第14世紀末區域最負盛名之港口。

在1971年,為了解釋或印證藍姆博士對於那時代的布秧碼頭地區的經濟角色的推測,尤其是作為一個貿易轉口中心的地方角色,梁紹興在布秧碼頭地帶3個地點進行挖掘,可以說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持藍姆博士的論點。那3個地盤都有各種宋朝中國陶瓷,近東制造的緒玻璃物品,以及來自印度的珠寶和許多灶。

█ 碟碎片,6寸闊,底部彎曲,有花紋設計,厚粘土,上以深橄欖青釉,在Pengkalan Bujang靠近位置“1”處發現。
█ 碗的碎片,厚粘土,上以深橄欖青釉,碗底刻有“滿金玉”3字,但玉字寫法錯誤,考古學家認為原件出於非中國人之手。
█ 峇都巴轄印度陵廟的基石(注意其蓋子底部的洞孔及其僅可視及的邊緣)。
█ 兩件高品質滲有藍青玻璃的白瓷水瓶。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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