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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布秧河倒流900年,出土文物刻劃歷史面貌
updated:2001-09-11 14:45:39 MYT

在布秧河谷地帶的布秧河岸村(Kampong Pengkalang Bujang)的一處田園上,共有3座出土遺址被發掘(遺跡地盤 19/21/22):

一座是建於公元第11世紀至第12世紀,以普通的磚塊建成。史學家不能肯定是屬於陵廟或佛寺,它被發掘於1976年,並重建與修茸於原址。發掘的出土文物有佛陀瓷器雕像、象瓷器雕像、山峰雕像、佛陀站立青銅雕像、屋瓦、念珠和金飾品、瓷器,以及鐵釘。

另一座遺址是建於公元第11世紀至第12世紀,以紅磚築成,是屬於印度陵廟。它被發掘於1971年,1972年在原址重建與修茸。發現到的出土文物有陶器、瓷器、鐵釘和供朝拜的鐵器及佛陀青銅雕像。

還有一座歷史遺址的挖掘工程仍在進行中,遺址上經過挖掘之後,用相當多數量的鉛板蓋著。我好奇地把這3座歷史遺址拍照存案。

從武吉峇都巴轄、雙溪峇都(Sungai Batu)、班達山(Bukit-Pandiat)到布秧河岸村(Kampong Pengkalang Bujang),數代國內外考古史學家們,從以上地方所發掘的地下豐富歷史遺址及出土文物,以及在史料考究和引證方面的貢獻,為古吉打王朝史前刻劃出生動輝煌的歷史面貌。

另一方面,在所體現和反映的史跡中,我們可從中窺察及深刻體會布秧河流域在國家歷史中的卓越地位。

布秧河谷的都市是純粹的印度都市,而且是南印度人的都市,因為證據已經詳細指出,它是屬於南印度的。

居民習俗印巫合璧

第11至第12世紀之間,布秧河谷上都市的真確圖貌是屬“印度─馬來王國”的都市,受國王的統治,他們是早期馬來種族的類型,而且包括基本早期馬來族型的居民。王族的習俗是印度化的;而人民方面則是他們本身習俗和印度習俗的混合。後者的演進是更趨濃厚。

市中最重要的建築物,足以稱為“殖民地摹仿”的印度建築;但民屋則是現代的馬來屋原型,而且是易腐的器材,沒有供考古家發現的遺留跡象。

主要市區則是在布秧河的西邊,顯然伸進小瑪莫河,但也擴展至布秧河的東岸,而進入現在的稻田地區。

主要的建築物,包括3座皇家建築物(觀劇廳、議事廳及其他宮室),大都位於布秧的西岸,其中8座宗教建築物是在東岸。因此,這條河可以說是當時都市的中心。韋爾斯博士及夫人所發現的許多顯著出土文物,就可以作為這都市的概要歷史證跡。

一點可以很肯定地說:這些地方的古代名稱,是從印度人、中國人和阿拉伯人的命名取得,從而解決了早先爭論不休的一些有關“吉打”名稱與方位的考證問題。

地勢佳成重要港埠

位於布秧河谷的都市,使往昔的吉打負有盛名;韋爾斯博士形容這些地方之所以成為東南亞的一個重要港埠,是天然環境使然。其值得贊美的地點,確實是有利於來往錫蘭、阿拉伯海及歌德滿都海岸(Coromahdel)與恆河;其山高3987尺,從海外30里之處就可以看到。

此外,它擁有一優良的水供、生產食品的廣大田野、足夠的高地及所有建築需要的木石器材,而且瑪莫河到瓜拉姆拉河之間,有一足以航行的深河床,這河床現在所通過的地方已是一片沼澤。

馬來亞測量局的拜斯特先生(MR. C.C.Best)是資深馬來亞水路交通專家,他熟悉這地區的情況,並且認為這河床在過去是廣闊了許多,可能是布秧河的出口河道,另外,它曾經是運輸吉打十分之九出口物產的重要商港。

韋爾斯博士的證明指出,像馬來亞大多數的其他河流,瓜拉姆拉河也曾改變其河道。它還能夠在谷亞哥巴(Gua Kepah)地方繪出古代河道的部分。無論如何,它分明就是瑪莫、姆拉兩河之間的內陸交通水道。

擁有陸路交通便利

促成這地區繁榮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這地區擁有陸路交通的便利,從吉打可通至新哥拉(Singora)和六坤(Ligor)。沿著這條古河道的途徑,現在已經築成鐵道。韋爾斯博士強調這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為,若是沒有這條路徑,布秧河谷的埠市就不可能成為馬來亞的北方轉口港。

當論述到其理由之前,他認為必須提起介於東海岸與布秧河埠市之間的另一條交通的可能性。雙溪大年(Sungai Petani)這名稱,可能是古代一道貿易通路的指稱。這路徑是從東海岸的北大年(Petani)溯北大年河,經過黃金的產區,然後由吉底河(Sungai Ketil)南下,到現在的雙溪大年地區,又從而進入瑪莫河。

這路線提示是由“東北馬來諸州研究最高權威”安克爾遴特斯先(Mr. Anker Rentsc)所提出的,他還跡尋聯貫北大年和吉蘭丹與彭亨州的金錫區內陸路線,該處的古代礦址仍存在著。

為明瞭吉打於公元11世紀最初的故事,以及布秧河港埠的存在與繁榮的原因,必須注意以下的基本重要事實:

當時的所有商船,不論來自何處,及其為何種樣型,都靠季侯風的航行,且從未違逆風向的。更明顯的便是經濟理由,通常是短程勝於長程,因為後者會有轉換風向的耽擱。西方與中國之間的主要航線須經過馬六申海峽,更在海峽吐納從爪哇及婆羅洲東海岸的副航貨運,由於海峽中航運程,上下交織,因此需要一轉運的港埠。

寫於公元第11世紀的伯多爾迷“地理志”揭露說:首先有“達哥拉英保良”(Takolah Emporion)的記錄。這一文字是用於“伯多爾迷時代”,意思是指羅馬國王基於向地方政府納金,而準許港埠貿易,即如“協約港口”一樣;當然,這也暗示一些地方統治的形式。

與伯爾多迷同時期的印度文學,也證明其時有個著名的港埠,介於印度和中國之間,為印度船只開闢的航線,其梵文稱為─“達哥拉”(Takkola)。每一位史學權威都同意這兩者是同一名稱。伯爾多迷明白地表示:

“達哥拉”(Takkola)在黃金半島的西北海岸上,其意即指馬來半島。

轉口港拉近東西方

航海學及地理學者的考證指出,事實上北轉口港是在馬來半島的西北海岸,而行經暹羅海灣進行貿易的船只,必須靠西南季節風向東航行,又靠東北季節風而向東。當後者的季節到來時,半島的東海岸全然是臨風之岸,封閉沿岸的船只。

這海岸的馬來亞地區,是提供避風的唯一停泊處,那就是彭亨的關丹河口;在泰國的地區北大年,也是一個優良的定泊處。約在北緯6.57度便是新哥拉碼頭(“Singora”是宋卡的馬來名),六坤(Ligor)停泊處。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海岸之更北的另一部份─萬東(Bandon)小灣,約在北緯9.41度,橫經半島的最利便陸路,剛好就是以這3個地方作為起點。

這些事實遂使東西兩岸之間,得以活躍地交換貨物;而且考古學上的實證,證明了這海岸線從北大年泊船處,向上至萬東小灣之間,曾有幾個印度化的古代都市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現在的“那貢希利淡馬叻”(Nakon Sri Tammarat),或海軍部1973年“中國海領港”第一卷,所稱的“那哥拉希利淡馬拉惹”(Nagora Sri Dharmraja)全省的地方,馬來人都從其都市取名,稱為六坤。

這些名稱,都是梵文“那加拉希利淡馬拉惹”(Nagara Sri Dharmaraja)的轉譯,是一位現代暹羅王的尊稱。其古代城市的實在名稱我們可不知道,但在考古學上,它與布秧河都是同時存在於公元的第4世紀及第5世紀,正如上述的資料反映,有非常便利的陸路交通聯絡著這兩個主要的城市。

北方轉口處,於什麼時候移至布秧河谷地區,卻無從查究。

█ 布秧河谷第7遺址所獲得的證品:阿爾莫大瓦奎主教統治時期的銀幣。圖中展示阿拉伯半個及四份之一個“特亨”(Dirham)(回歷234年,公元848年)(韋爾斯博士相片)。
█ 出土的小玻璃瓶,最大的直徑界於2寸之間,在Pengkalan Bujang位置“P”被發現。
█ 藍姆博士駕車經過泰南北大年河,距離Yala北部10里外,此圖表明泰南道路一般狀況。
█ 吉打遺跡“16”:首飾盒的內部,中間的金碗和其他物件仍沉積在土中,公牛、蓮花及2粒寶石已被移走。
█ 尖石的斷片(右)和玻璃手鐲及戒指的碎片,在Pengkalan Bujang位置“C”被發現。
█ 作者攝於布秧河岸上的印度陵廟遺址前。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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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打二千年(第二部)

    第1篇:布秧河倒流900年,出土文物刻劃歷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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