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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早期東南亞一般的文化面貌
updated:2001-10-23 13:30:09 MYT

早期的東南亞文化,曾被學者們認為是印度文化的前哨站。早期東南亞文化的基礎,可以形容為季候風區域文明。它的特徵包括航海、捕魚、頗具規模的水稻種植、灌溉系統、水牛的利用、果樹栽種等。

在這當中,又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即“航海文明”(Maritime Civilization)和“水稻文明”(Wetrice Civilization),所謂“海港王朝”(Harbour States)及“農業王朝”(Agricultural Kingdoms)便是它們的產物。

海洋文明主要貢獻者

印度民族是早期東南亞航海文明的主要貢獻者。早在公元2000年前,這個民族的前鋒便已經從亞洲大陸進入東南亞群島區。

這些移民南下所遵循的路線是與江河海洋分不開的。航海成為這支海洋民族社會組織的要素,而且提供生存的基本主要憑據。

這類的社會結構發展有賴於幾項因素,即1個擁有一定文明程度的中心,良好的地
理位置,勇於防衛且受到天然保護的避風港(例如位於河口)。

具有這些條件者,便可能發展成為國際商賈輻輳而經濟繁榮的“海港王朝”。位於蘇門答臘東南岸的“室利佛逝”便是一個例子。

東南亞位於熱帶,濕熱的天氣並非是理想的居住環境。但是人類的創造力往往能改善大自然條件。河流衝積的三角洲平原和火山灰構成的沃地,成為人口稠密的區域,人力利用沃土開闢新天地,創造穩定的社會,發展高水平的組織,終於成為早期東南亞歷史發展的核心。

稻作有賴於良好的水利,因此需要一個高水平的社會組織,朝向建立強盛的“農業王朝”。安哥(Angkor)和剎朗閣(Selenbra)王朝,便可作為兩個好的例子。

他們的宗教信仰是拜物,奉祀祖先和膜拜地方神祗(尤其是水神、稻神)3者的“混合方式”。部落的首長是宗教儀式的主持者。神殿則設在高處,或以高聳的實物模擬眾神所居的頂峰。具有天賦神性的首領便是在這個場合與眾神溝通訊息,代其部族祈求福祉。

這就是印度文化還未和東南亞當地各國發生接觸前,一般地區的文化面貌。

東南亞與印度文化的接觸,商業雖然是重要的因素,但究竟是外因。那些印度文化的傳播者並不代表他們的整個社會整體,而事實上只是一個很小的部份。

在很多方面來看,他們是印度社會外圍的邊際分子(Marginnal Elements)。他們與當地人口的接觸層面是有限的。如果印度的航海者和商人是傳播文化的主因,那麼早期東南亞的所謂“印度化中心”,應該是他們逗留的沿海港口。

但是,以馬來群島來說,最早的“印度化”遺跡是在婆羅洲和爪哇西部的內地被發現到。範尼爾(Van Luer)指出,商業上的接觸是在沿海的港口進行,印度商人聚居於港區的一個角落,也就是所謂的“吉靈村”(Kampong Kling)。他們並沒有和當地的居民雜居在一起,至於印度文明的接受者─當地的貴族,更不屑與出身低微的商人來往。

文化衝擊的中心

事實上印度文化的影響,主要是在宗教領域。不僅是文學、藝術的表現方面充滿著宗教色彩,甚至宮庭的儀式,邦國的組織和社會制度也都蘊藏著宗教因素。

範尼爾認為,印度文化的傳播者雖為數不多,但卻深具影響力,就譬如婆羅門僧侶(Brahmans)。

他們受到當地的貴族的禮聘,擔任宮庭的聖職,以加強當地的神權統治。此外,土著僧侶也前往印度朝聖,提高對宗教的認識。總之,宮庭便是當時受印度文化“衝擊”的中心。

但是,克勞夫(Van Der Kroef)卻指出,宮庭文化並非大眾文化,兩者的分別是大相逕庭,並且有分頭發展之趨勢。因此,所謂“印度化”,只不過是局限於當地政治精英的涵化過程(Acculturation)。

伯爾克(Berg)甚至認為,當官庭衰落時,文學與藝術也隨之消失。印度化的貴族盡管可以自稱為“婆羅門”或“剎帶利”(Kahatriyas),但民間卻沒有套用印度教的另外兩個低層的種姓:“吠舍”(Vaisyas)和“首陀羅”(Sudras)。

貝克爾(Konrad Bekker)作出分析道,由於當地對印度文化的採納是具有選擇性,因此印度文化傳到東南亞後,在功能上已經發生了變遷。在王陵和雕刻上所表現的印度神話和宇宙觀,對印尼或柬埔塞的工匠也許不再具有真實的宗教意義。
但在另一方面,印度神話和宇宙觀卻對他們的技巧、藝術手法和文學深具影響。這種基於美學上的重新解釋,使印度神話和宇宙觀融化為當地傳統文化的一部份。

因此,日後回教的到來和西方的統治,雖然產生了很大的政治變遷,也摧毀了婆羅門與剎帶利的地位,但是所吸收到的印度傳統,卻能繼續保存下來。

許多史詩、神話故事都可找到受印度影響的痕跡,但是當地的創造力卻沒有因此被淹沒。爪哇的“羅摩衍那”(Yamayana)故事充分表現了地方色彩,“班芝” (Pandji)的故事歌頌當地神話中的英雄,也反映了獨有民間文學傳統。

還有,不管皮影戲(Wayang Kulit)的淵源是否與印度有關,它所描寫的卻是典型的當地價值觀念。

至於印度文字的傳播,在功能上更發生最大的變遷。當地學習印度文字最早的動機是為了瞭解梵文典藉,同時也作為官方記錄的文字。

但很快的,印度文字受到修訂以適應東南亞各地的語言。印度字母是用來表達當地的語言,且被應用來發展地方色彩的文學和傳播當地的傳統。

典型“印度化”國家─室利佛逝

為了進一步瞭解文化接觸過程中,東南亞各地所表現的自主性,這里將列舉室利佛逝這個典型的“印度化”國家作為例子:

室利佛逝是最具代表性的“海港王朝”。它的存在包括從公元7世紀到14世紀的一段長時期。一群散居在蘇門答臘東岸各河口的航海民族,在中、印貿易接觸頻繁的時刻,利用本身優秀的航海技術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倔起而主宰了這貿易孔道─馬來甲海峽。

作為一個貿易港,各國商人絡繹不絕在室利佛逝出現,其中尤以印度人居多。但是,一切商業活動都是在當地瑪哈拉惹(Maharaja)和貴族的控制下進行。

由於印度的接觸最為頻繁,印度文化的影響也就乘勢而入。在初期,它甚至成為大乘佛法在海外的一大中心,在公元671年到695年間,唐朝高僧義淨便曾兩度長期逗留當地研究佛經。

室利佛逝作為一個國際商港,是屬於開放性質。佛教的盛行便是這種政策的結果。不像自閉的內陸“農業王朝”,室利佛逝並沒有利用宗教來制造神秘氣氛或加強神權統治。它即使是強盛的時期,仍然保持著“海港王朝”政治與社會組織的特色,也就是說,它缺乏一個極權的嚴密官僚結構。

室利佛逝的歷史,是表現在現實主義的經濟勢力這個特色方面,它忽略了精神價值觀,它滿足於商業壟斷所獲致的厚利,但沒有嘗試在宏偉的宗教建築方面表達權威。

它最主要的制度也許就是維持有效的制海權。雖然沒有龐大的常備海軍,但共同的經濟利益驅使各港口的馬來人隨時準備響應瑪哈拉惹的號召,不惜以武力保護有效的商業壟斷。

印度化的例子

室利佛逝與印度在文化上的聯繫,最好的例子是於公元1005年,在印度歌德滿都海岸的尼加巴丹(Negapatam)奉獻一座廟宇,但這種措施純屬外交手腕,不是文化上的仰慕,而是基於經濟的目標。

但室利佛逝在商業上的貪得無厭,終於使到南印度的商人受到損失,因此造成在公元1025年注輦王國跨海東伐室利佛逝之舉。

與印度保持直接與大規模接觸的“海港王朝”,雖然最易受到印度文化的衝擊,但是其政治、社會結構的內因決定了外來影響的形式。室利佛逝在與印度的頻繁接觸的過程,仍然保持“海港王朝”土著文化的特徵。

在室利佛逝,印度教被接受以加強神王(Goh King)的地位。但是其“種姓制
度”卻被揚棄。社會的基層仍舊保持傳統的農村結構與地方信仰。

大乘佛教雖然和印度教並列甚至融合為宮庭的宗教,前者以平等的教義卻能比後者更受民間的歡迎,成為基層的聯繫力量。有關這一方面,高斯里(B.Groslier)的評論是:

印度宗教由於能改變本身的一些色彩以適應環境的特殊需求,因此受到接納。但這表層下面,仍舊保持著古老的社會特徵。國王具有神性,也是人世最高的權威。不管婆羅門僧侶擁有怎樣崇高的地位,他們也只是國王伸張神權的工具,受國王絕對威嚴的陰影所籠罩。

遺留至今眾多的吾哥建築物,是吾哥群王威權最好的寫照。例如“因羅斯婆羅” (Indresvara)和破壞之神─“濕婆”。

把宗教的信奉轉為神王的崇拜,也是東南亞各地利用印度宗教作為政治手段的最好表現。另一現象是宗教的合成。在印度互為排斥的佛教和印度教,到了東南亞卻由於實用觀念而融合。佛與毗奴和毗濕奴的雕像並列並存。眾神是為神王服務,而宗教是為政治服務。

外來的影響與當地的環境作出最大的適應,才能順利地被接受。在爪哇,進入的印度文明與土著文化對峙及協調後,所產生的結果,不僅反映在藝術和建築方面,還有在外來文化的刺激下,當地文學和戲劇的茁壯發展,以及採納印度宗教以表達當地傳統和宗教思想。

東南亞人民在接受印度宗教時,並不意識到信仰的改變。因此,印度教和佛教在進入東南亞時,很快的便失去原本的教條,並且融化在地方色彩之中。

“婆羅浮塔”建築集多國色彩

中爪哇時代的“婆羅浮塔”(Borobudur)建築可說是最好的說明,它的設計者可能是印度人或者精通梵文經典的爪哇人。但工匠和雕刻師都是當地人。

它的形式和特徵上所具有的地方色彩,證明不是舶來品,而是爪哇本身的產物。整個建築所表揚的是正統的大乘佛教。

文明本身是一個有機體,不可能割裂成似乎彼此無關的不同部份。一個外來的因素茁壯成長,是由於它與文化有同性質的基層,但它必然逐漸被吸收,以至被塑造成為這個有機體的一個活的部份。

韋爾斯博士從文化演進(Cultural Evolution)的觀點解釋,認為文化的變遷是指,內涵的許多相同事件依自然、順序的發展過程。因此只純粹對外來影響加以摹擬(Mere Imitation)而產生的變遷,並不構成演進的一部份。

藝術和宗教所受到的外來影響,一方面將會豐富文明的內容,一方面也受到吸取,然後整個演進將繼續下去。

穆斯(Mus)在研究佔婆教所得的結論是:幾乎所有的崇拜都顯示3個發展過程,即土著信仰、印度宗教受到接納與同化和土著色彩的復興。
█ 吉打遺跡19發現到的套頭“Lerracola Ganesa”,左圖為正面圖,右圖則是其側面圖。
█ 在武吉馬里奄、大山腳、武吉左拉和吉打峰等地出現的濕婆教和毗濕奴教的神龕,里頭的神像和南印度的跋羅婆式的一模一樣。
█ 南印度的跋羅婆神廟。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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