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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吉打印度化考古研究(下)
updated:2001-10-29 16:09:38 MYT

吉打和威省的考古成就

在《吉打和威省的考古研究歷史》(逆哈山蘇海米─Nik Hassan Suhaimi)記載中,對考古學者研究吉打的印度化時期所作出的多項努力,作出了較為祥盡的反映:

1.在吉打和威省有許多被列為印度─佛教時代陵廟的歷史遺跡。多數的陵廟遺跡處於布秧谷地帶,那就是日萊峰以南至瑪莫河的地帶。

在布秧谷中,發現最多陵廟遺跡的地區是布秧河兩岸,瑪莫河的子支流。其他有發現陵廟遺跡的地方是瑪當巴西(Matang Pasir)地區、知甘峇都(Tikam Batu)和瓜拉姆拉(Kuala Muda);

2.1930年,任職檳島顧問的佔姆士羅威上校(Kol. James Low)在威省地區進行了陵廟遺跡的首個研究。我們無法肯定他是否也有在布央河谷進行研究。不幸的是他並沒有做出完整的研究報告。

我們只可以細讀他翻譯著作里,筆記形式的說明,即:《吉打歷史》(Kedah Annals)以及《關於印支的文篇》(Essays Relating To lndochina)(第一冊),由萊里(Laidly)編輯,其中一部份記載關於陵廟遺跡的筆記是:

“在我無數次於森林中的短途探索歷程中,就在這裡我發現了印度部落的遺跡陪伴著殘留的佛廟。這遺跡是伸延於吉打日萊峰的達魯斯(Talus)。我的研究無可避免地受到幾乎無法進入森林地區的困憂。”

在1920年間,伊華斯(I.H.N. Evars)突然間在布秧谷進行研究。他所研究的結果,後來發表在他的著作─《馬來半島民族和考古文件》(Papers On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Malay Perinsula,劍橋大學報章)一書中。

另一方面,在1927年,韋爾斯博士(H.G.Quaritch-Wales)以及於1936-1937年他和妻子步其後塵,他們倆總共發現了29個陵廟遺跡。其中幾個是位於布秧港口。從那些研究中,威爾斯博士作出下列的結論:

印度文化的形成

吉打和威省地區,是印度人移民前來形成文化和歷史的居住地方。其中被引證的是文字石碑的說明,聯同陵廟的發現和隨後發現的陵廟平面圖與仿制模型。他認為這些證物和印度的一樣。因此他假設當地印度人居住地方的形成過程的構架發展年表是經過“4個波”。

但是,第1波的解說沒有說明是在那個地方。所以當地是經由第2波開始接受來自印度的影響。其發展如下:

1.第1階層:從第4世紀至第5世紀的佛教階段。其遺跡是地盤1至3。

2.第2階層:從第6世紀至第8世紀的興都西拉(Sira)至巴古拉(Palkura)的階段。其遺跡地盤是4至9。

3.第3階層:從第8世紀至第10世紀的佛教瑪哈雅納的階段(Mahayana)。其遺跡是地盤10、12至16和31。

韋爾斯博士的見解,尤其是關於該地方發展階段的比較,其引證論點卻不被藍姆博士所同意。自1956年至1961年,藍姆博士挖掘了地盤8,即武吉峇都巴轄的陵廟、在瑪當巴錫的地盤31和布秧港口的地區。

在瑪當巴錫由藍姆博士所進行的挖掘,是在韋爾斯博士於1947年艱苦研究和挖掘提公嶺(K.G. Tregonning),以及蘇里蘭(M. Sulliran)於1956年和1957年在提公嶺所作的挖掘之延續。

印度陵廟之建築藝術

基於陵廟的建築藝術,支柱洞口地基的陵廟傳統有9個洞以及內容的石靶,藍姆博士的發表的意見是陵廟的建築作用和傳統是更接近於東南亞發展的傳統(若與韋爾斯博士所強調的根據4個波發展於印度的傳統比較)。

藍姆博士否決了韋爾斯博士指武吉峇都巴轄陵廟是由“Palkura”時代的印度移民所建立的見解。

在第羅(F.E. Trelor)對於峇都巴轄陵廟的水銀物品進行科學研究之後,益加明確。第羅認為峇都巴轄陵廟,最早是建於11和12世紀之間,姆博士在布秧谷的研究結果,尤其顯示於布秧谷的眾多陵廟的聯係比較接近,而並非如韋爾斯博士所估計那般。

把他於布秧谷研究期間的解說分析,以及綜合布秧谷港口所挖掘的成果,藍姆博
士發表了1個布秧谷和附近一帶文化和文明的發展構架:

印度化文明發展架構

1.早期的佛教:其解說是3份佛教碑刻,即:第一,武古馬里奄的佛陀笈多碑石的記載(Bukit Meriam Mahanarika Buddhagupta)碑刻;第二,占姆士羅威上校(Kol. James Low)挖掘的碑刻;第三,武吉左拉(Bukit Choras)碑刻。當時的居住地帶是在於海岸附近。其年代始於第4、5世紀。

2.室利佛逝(Srivijaya)階段:居住地帶是在布秧谷附近。這包括16和17A地盤。其年代介於第7世紀至第9世紀。在這個時代,其地帶的聯繫更接近於蘇門答臘和爪哇地帶以及東南亞內陸。這時此地尚未成為國際貿易中心。

3.布秧港口階段:在這個時代,布秧谷港口已達至轉口貿易站的水準。其地區概括布秧谷以及包括瑪當巴西(Matang Pasir)地帶、瑪莫(Merbok)、峇都鈴當(Batu Lintang)和知甘峇都(Tikam Batu)。其年代是在第l0至14世紀。

4.瓜拉姆拉階段:這地區的改變可能是由於姆拉河口的變遷。

藍姆博士的假設,尤其是有關於布秧谷港口階段,受到梁紹興(譯音)(Leong Sau Heng)的強調。在1971年,梁紹興在布秧港口挖掘了兩個地盤。在參考那次挖掘中獲取的瓷器記載,以及藍姆博士所挖掘出來的瓷器後,他在布秧谷港口重新建立了“考古地盤年表”,並發表關於貿易的解說和布秧港口與內外界的關係。

國家博物館下令進行挖掘

70年代期間,布秧谷的考古研究工作繼續展開,國家博物館較後在“Al-Rashid”和“Adi Haji Taha”的命令之下進行挖掘,結果有7座陵廟得以重建和挖掘了另2座陵廟(但沒有完成重建的工程)。其中的那些陵廟是在布秧港口地盤21和22陵廟、班達山(Bukit Pendiat)陵廟和地盤50的陵廟。

從那些陵廟重建的結果,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眾陵廟的建築藝術平面圖,以及建築時所應用的技術和材料。那些平面圖比韋爾斯博土所見的還要復雜,應用的材料是由河石,磚石和紅土石所組成。

國民大學考古實習訓練

自1978年,國民大學的考古學生,經已在地盤50進行了考古實習訓練。這項訓練是在國家博物館的協助之下進行,並達到預期的效果。

那些直接參與提供訓練者是惹化阿里芬(Jaafar Ali)、布秧谷博物館副監委拉迪阿里芬(Latib Arrifin)、吉隆坡國家博物館和來自國民大學的逆山蘇海米,還有許多攝影師、土地測量員和其他領域的技術人員,完成地盤50的挖掘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博物院的政策將是持續作出訓練年輕考古人員的努力。

79年最後一次挖掘

在布秧谷一帶的最後一次挖掘,是於1979年12月24日至28日在果亞武吉本加拉(Gua Bukit Penjara),布秧河口的默迪卡海灘進行。

除了捕魚與各種貝殼和珊瑚的器具,共有130件陶器和瓷器碎片被發現。根據陶瓷遺跡,目前,得以證實的是,這個地方在第10和第14世紀之間被社會所利用。

這項挖掘計劃是聯同國家博物館和國民大學進行。國家博物館是由惹化阿利和拉迪阿里芬所帶領,而逆山蘇海米則代表國民大學。

在布秧谷地帶附近所挖掘出來的成果,收藏於布秧河谷的考古博物館。它將成為今後歷史研究工作者的主要資訊來源。在考古研究的學者們努力考證下,吉打州古代歷史的濃厚印度化特徵已是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吉打王朝開始於興都統治者,也成為必然的趨勢。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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